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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一二八事变日军侵华的态度有问题？

http://www.CRNTT.com   2013-04-14 10:26:46

鲁迅之所以不愿意记，并非如批评者所说是因为面对日军侵略很“平静”，而是恰恰相反 　　鲁迅对这五天，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记载。但许广平难得留下了一段回忆。据《鲁迅回忆录（手稿本）》，许广平回忆道： 　　“这时我们看到内山书店中人忙乱不堪：日本店员加入了在乡军人团做警卫工作，店内不断烧饭制成饭团供应门外守卫的军人进食。（注：《回忆录》中将“日本店员加入在乡军人团，并烧饭以供军人”的文字删除）我们则呆蹲在楼上斗室中，照顾着孩子们不声不响，不哭不闹地度日如年。而耳边的枪炮声，街头沙袋的守卫踱步声，以及随时有巷战可能的、紧张的、默默无言的，然而又互相领会其情的，却又不便深问的情绪杂然纠缠在一起的难以名状的味道，却真是不好过极了。” 　　内山书店在当日既是鲁迅全家的避难所，同时也是日军进攻中国的据点。这种尴尬的错位，或许正是鲁迅不愿提及2月1日至2月5日自己之所在的原因。留给自己看的日记以“失记”搪塞，或许与许广平相通的那种“难以名状的味道”是主因；而在给友人的书信中绝口不提这五天的行踪，或许就有避免引起误解及维护个人名誉的考虑在其中了。至于学者的质疑：“原来鲁迅一家在内山书店是这个‘待遇’，原来鲁迅先生在这个‘待遇’下是那么平静”——却是没有道理的，2月6日，鲁迅全家从充当日军据点的内山书店搬到英租界内的内山书店支店，其“待遇”仍然是“十人一室，席地而卧”，但鲁迅已不再忌讳在日记及书信中谈及，可见“待遇”如何不是鲁迅提不提这段事的缘由，避难所身份的错位尴尬，才是主因，英租界的内山书店支店，没有了这种尴尬，鲁迅自然也就不再忌讳提及。 　　鲁迅当日在内山书店的五天，心情究竟如何？虽未见鲁迅直接谈及，但书店1932年的一位常客杉本勇乘的一段回忆，却似乎很能揭示鲁迅当日的耿耿于怀。杉本勇乘回忆道：“有一天，我在共同租界的杂货店购买了一把竹制的玩具水枪和一个玩具火车头，想把它们送给鲁迅的公子作礼物。这一天鲁迅正在内山书店里面的椅子上坐着。我说：‘这是送给您生病少爷的小礼物。’鲁迅接过去后对我开玩笑说：‘你虽然身穿和尚服，还是日本人哪！还是带着枪来的嘛！’”杉本勇乘的这段回忆，在鲁迅日记1932年12月30日可得到佐证，鲁迅记道：“勇乘师赠海婴玩具电车、气枪各一。”鲁迅后来也曾承认“对杉本氏有些出言不恭”。由此种耿耿于怀，不难看出，批评者虽认为鲁迅目睹日军之侵略“那么平静”，但事实却恰恰相反，正因为鲁迅“无法平静”，才有了连续五天的“失记”，以及五天后的搬往英租界。 　　所谓“邀妓”， 不过是花一块钱和一个妓女说了大约20分钟话 　　至于2月16日的“邀妓”事件，鲁迅日记说得相当简略：“夜全寓十人皆至同宝泰饮酒，颇醉。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批评者说：“鲁迅日记中这句话与上句‘颇醉’之间是句号，因此此次‘邀妓’可能仅是鲁迅一人去了，如果把一大家尤其是夫人带去了，邀妓不仅于小孩不宜，恐怕也与夫人有碍。”这种揣测，其实是不了解鲁迅日记原稿是没有标点的，所谓“这句话与上句‘颇醉’之间是句号”，不过是后人校对出版时所补加的标点罢了。至于鲁迅去青莲阁，究竟是一人，还是多人，已是一个搞不清的问题。 　　鲁迅去青莲阁的目的，或许纯粹只是为了饮茶。青莲阁是上海久负盛名的老字号茶楼。鲁迅当时避难所居的内山书店支店坐落在四川路上，靠近三马路，距离四马路上青莲阁非常近。过了很多天“十人一室，席地而卧”的困顿生活，连续跑了几天书店收回一些稿费的鲁迅，在15日、16日连续两天带家人去同宝泰改善生活，乃是人之常情，饭后就近去这一座有名气的茶楼饮茗，也不算奇怪。何况鲁迅也确有饮茗的习惯，其日记中多有此类记载，如1927年1月20日，“同伏园、广平至别有春夜饭，又往陆园饮茗”；1929年4月5日，“午后同贺昌群、柔石、真吾、贤桢、三弟及广平往光陆电影园观《续三剑客》。观毕至一小茶店饮茗。”青莲阁本身并不经营娼妓。其二楼为茶座，楼下是集游艺、杂耍、唱曲和摊贩于一体的小型游乐场，兼售西点、花卉、虫鸟。但确实有许多妓女在青莲阁揽客，据丰子恺说，“到四马路青莲阁去吃茶看妓女，倒是安全的。她们都有老鸨伴着，走上楼来，看见有女客陪着吃茶的，白她一眼，表示醋意；看见单身男子坐着吃茶，就去奉陪，同他说长道短，目的是拉生意。”鲁迅或许就是如此在喝茶时碰上了揽客的妓女。日记中所谓“略来坐，与以一元”，也完全符合当时的行情，据艾芜讲，“我们在上海的人，早就知道，到妓女那里，吃一杯茶，谈二十分钟话，给一块钱就走，这种风习称为打茶围。”艾芜“一二八”期间也曾在四马路附近有过一次被妓女缠上，不得不花上一块钱打个茶围的经历，他提供的价位，应该属实。“谈二十分钟话，给一块钱就走”，与鲁迅日记“略来坐，与以一元”，是完全一致的。 　　但或许也有别的可能。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老干部于海1931年底就是在“四马路一家茶楼去(可能就是青莲阁)”里通过秘密接头完成入党仪式的；1933年鲁迅和苏区来的成仿吾见面，所约之地也是一家咖啡店。但具体到1932年2月16日的这次“邀妓”事件，这样的可能性恐怕不大，毕竟，若是秘密工作，让一个妓女在一旁见闻并不合适。 　　当然，定要如批评者那般将鲁迅去青莲阁理解成纯粹是奔着妓女去的，也未为不可。但这次“邀妓”事件，其一，结果是清晰的，不过是花了一块钱，和一个妓女边喝茶边说了大约20分钟话罢了，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其二，这件事情关乎的只是鲁迅的个人“私德”，与其在“一二八事件”中的“公德”，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评价历史人物“私德”、“公德”不分的陈旧逻辑，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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