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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http://www.CRNTT.com   2008-12-06 00:53:56

海峡彼岸的国民党有识之士，对大陆“文化大革命”破坏中华传统文化痛心疾首。蒋介石于辛亥革命纪念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把“文革”与义和团运动相比附。为了保护传统文化，1966年11月，由孙科、王云五、陈立夫、孔德成等1500人联名发起了要求以每年11月12日即国父孙中山诞辰日为“中华文化复兴节”的倡议，这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许。 　　1967年7月，蒋介石倡导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简称“文复会”），并亲自担任总会长坐镇指挥，全力推动传统文化复兴。蒋介石自言运动的目的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不仅为三民主义革命文化之建设运动，亦为凭藉我民族传统之人本精神和伦理观念，来唤醒这一代人的理性与良知，以建立反共斗争之坚强的心理基础与精神动力……更为抑制世界赤祸，挽救世界文化危机之途径。” 　　蒋介石还强调今天对共产党的斗争，乃是文化与思想的斗争，在文化上的基本政策是恢复民族的精神，发扬人类固有的德性；在思想上，着重心性修养与公众道德之协调一贯、良知良能的启迪，与心、物、群、己关系的调和。 　　“文复会”草创之初，蒋介石事必躬亲，在他的督导下“文复会”创建了众多专门机构和委员会，比如国民生活辅导委员会、文艺研究促进委员会、中国科学与文明编译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与发明奖助委员会、国剧推行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各司其职，执行文化复兴的具体工作。 　　如学术出版促进委员会负责整理出版古代思想典籍，向年轻一代普及学术精华，前后出版了大量中国古籍书目，像《周易今注今译》、《老子今注今译》、《诗经今注今译》、《孟子今注今译》等，还有《白话史记》、《白话资治通鉴》等。 　　负责伦理道德发扬工作的国民生活辅导委员会，则发起了“复兴中华文化青年实践运动”，制定出“国民生活须知”，对人们的衣食住行诸多生活方面提出基本要求，以期弘扬礼仪之邦的文明。经过修订的“国民礼仪范例”1970年正式颁行，把对青年的培养目标扩展为全社会的生活理想。 　　亡国必先亡其史，蒋介石非常重视国文和历史教育。日据时期台湾的学校禁读中国史，光复以后为了增强民族认同和民族自信，学校坚持以“民族教育”和“道德教育”并重政策。蒋介石指示：“国文是一国文化的根基，无论学习文科和理科的学生，都要特别注意”，中小学校国文、历史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课程至少占了一半。各级学校都必须开设《生活与伦理》、《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等，重视学生的古文训练和传统文化的熏陶。蒋介石给各个学校共同校训几乎都是“礼义廉耻”，冀使传统文化生根发芽。 　　蒋介石还督使教育实行经费保证和法律保证。自1969年始，台湾义务教育从6年延长至9年，这不仅提高了全民素质，有助于经济腾飞，也为传统文化在社会生根埋下种子。而与此同时，蒋介石还通过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进行民族精神教育。 　　蒋介石还炮制了一个中华道统的理论，三皇五帝至孙中山是一脉相传的谱系，而他自己是当代道统的继承人。一些清醒者逐渐敏锐地发觉，传统文化成为蒋介石强化权威，实行独裁统治的手段。 　　蒋介石这些做法虽是打政治牌作文化秀，借文化复兴运动来禁锢岛内异端思想，达到其“反共”和维护统治的目的，但无论如何在复兴文化上确实做了不少善事。 　　新生活运动 　　蒋介石既是传统道德的倡导者，亦是文化上的复古者。他在台湾推行的文化复兴运动不是第一次，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即推行以“礼义廉耻”为内容的新生活运动。虽然运动标榜“新”生活，内容却是“旧”道德。 　　1934年2月，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中说：“我们现在在江西一方面要剿匪，一方面更要使江西成功一个复兴民族的基础；要达此目的，必须自江西、尤其是从江西省会所在的南昌这个地方开始，使一般人民都能除旧布新，过一种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在蒋介石的眼中，当时的中国人实在是没有礼义，不知廉耻，自私自利，所以才会有亡国亡种的危机。 　　蒋介石从古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之言中，引申出“四维既张，国乃复兴”的结论，确定“礼义廉耻”作为新生活运动的指导思想，用以“挽救堕落的民德和人心”、“改造革命的环境”、“确定我们革命的基础”。他提出新生活运动是“先求全国国民于食衣住行四项实际的基本生活能彻底改进之一种社会教育的运动”，从而使国民革命能够成功，中华民族得以复兴。 　　但这场新生活运动是虎头蛇尾，成了一出场荒唐的闹剧最后不了了之。抗战胜利后国内旋即陷入内战，蒋介石对新生活运动无力兼顾，这场历时15年的运动因此面临诸多困难，于1949年悄悄“暂停办理”。然而蒋介石没有忘记这场新生活运动，他晚年在台湾发动的中国文化复兴运动，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新生活运动的延续。 　　蒋介石之所以一再把挽救中国危亡求助于传统文化，是由于其一贯的主张和信仰。蒋氏曾说对其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三本书：第一本书是邹容的《革命军》；第二本书是王阳明的《传习录》；第三本书是黄梨州的《明夷待访录》。其中三分之二皆为道学旧说。他自青年时代读新学诸书常食而不化，而读旧学诸书则如鱼得水，并常用旧学作为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的原则，或用以作从政治国、用兵打仗的轨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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