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首页 ->> 文化大观 】 【打 印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第6页 第7页 】 
张亚中:中国和平崛起台湾功能重要

http://www.CRNTT.com   2014-09-01 00:43:51  


 
     中华文化的价值思维

  中华文化的价值有太多地方不同西方的文化价值。我想从两个方面举例来说明,中华文化能够提供西方什么样的思维。

  第一、检视是非善恶的标准不同。西方文化的基础是基督教的精神及论述。整体来说,基督教展现的是一个双元的世界。从上帝创造人类开始,上帝与人就处于二元的对立,彼此无法交换。西方善恶、是非的标准,也是二元的对立。在这种二元的思维下,人必须接受上帝的洗礼才能成为一个善的人,而西方从十字军东征到宗教战争,总是认为自己是站在神及善的一边。从航海大发现到全球的殖民,传播福音、让非基督教文化改邪归正是西方深层的道德诉求。

  在这种善恶二元论的思维下,永远有正义的使者在替天行道,传送西方的价值是一项美德,接受西方文明价值就是接受福音。这种西方文明优越论主宰了近三百年的世界。

  中华文化接受了佛教的一些思维,首先是“人”与“佛”间是可以置换的。“人人可以成佛”,代表着人与人的“众生”平等,不是人皆为造物者所创造的“天赋人权”的平等。佛家与道家的思想提供了“安天命”的精神基础,与西方的“物竞天择”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佛家思想强调“善恶其实在一念之间”,每一个国家,正如同每一个人不全然是善的。佛教判断价值的标准不仅在于做了什么,更在于当时的“心念”为何?从这个标准来看,西方近百年来的扩张行为,包括最近美国在全球事物的介入,到底是为了“人权”、和平,还是本身的国家利益、资本家的利益。美国决策者知晓、被介入者也知晓。

  儒家认为,需要救赎,并不是向上帝忏悔,而是要“三省吾身”。西方文明只有在面对上帝时才懂得谦卑,但是中华文化却强调“反求诸己”。西方文明经常强迫对方接受西方的价值,而中华文化却强调“尊重和谐”。西方文明中的“优胜、物竞天择”,中华文明的回应却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资本主义不断掠夺资源、人定胜天,中华文明却主张要“适可而止”、“天人合一”。

  第二、民本与民主、结果与程序的价值信仰不同。西方主张by the people(民治),中华文化特别重视for the people(民享)。西方强调程序正义,中华文化则着重“结果正义”。西方的民主是以“程序正义”为基础,因而特别重视“民治”,而中华文化检验一个政治是否为“善治”(good governance),标准在于这个政府是否能够为人民带来幸福,亦即着重在“民享”的部分。

  西方的民主透过代议政治,因此,所推选出来的是反映民意的“代表”(representative),其目的是“反映民意”,采取的方式为由下而上的“选举”(election),而代表反映的是选民的族群、宗教信仰、阶级、地域、利益归属不一而定,哪一位候选人得到票数多,就可以成为代表。但是在中华文化中,“选贤与能”是指所选出来的是能够代表“贤”与“能”的人,其目的是“造福百姓”而不是“代表”而已,因而采行的方式是上下并行,在古代透过“科举”、“任命”,当代则是“推荐”、“选举”并用,这种以“选贤与能”为目的不同于以产生“代表”为目的的民主过程。

  西方的“民治”又分为两类,一是“代议民主”,一为“直接民主”,亦即人民有行使公投的权利。从冷战以后,西方推动第三波民主化,以及21世纪以来的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等民主活动,西方均以by the people做为评价一个地区或国家是否民主的标准,至于这些地方是否因为施行西方式的民主而使得生活更好或更混乱,并不是西方关心的重点,对西方价值来说,“民治”先于“民享”。

  另外,西方强调“程序正义”的看法,在克里米亚公投中也受到挑战。克里米亚人民以公投方式决定脱离乌克兰,正如同当时的科索沃也以公投方式取得脱离塞尔维亚一样,但是西方却对于克里米亚的公投结果难以接受,这也反映出“程序正义”在某些情境下,也不过是强权介入的一种说法而已。

  西方目前也经常以此标准衡量其它国家的民主化进程。西方也应了解,东方中华文化在看待民主这个议题时,有目标取向的“民享”是重于程序取向的“民治”。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即使在君主时代,也有“民本”思想。大儒孟子即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告诫为政者“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若上位者的德行和为政不为百姓所接受,那上位者就要丧失继续执政的资格了。孟子又称“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种推翻不义政权,亦即无法做到“民本”标准的政府,成为中国历代以来农民革命或政权交替一项正当性的论述。

  简单来说,西方检验一个政权正当性的标准是民主,而其中又以着重程序正义的民治为核心。而中华传统文化检验一个政权是否具有正当性,端看其结果能否为人民带来福祉。当代西方用定期选举制度来解决社会的分歧,但是在中华文化则是责成政府要用“亲民”、“爱民”来避免社会的动荡。在今日来看,两者均有其可取之处,彼此不应视自己的价值为唯一或居高,相互理解与包容应是在面对不同价值选择时的必要态度。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第6页 第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