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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焱：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

http://www.CRNTT.com   2011-09-20 13:42:41

没有戊戌变法，何来辛亥革命? 　　今年因为是辛亥革命的一百周年，报刊杂志发表了很多相关文章。作为一个事变，以往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被湮埋掉的很多细节，现在逐渐都被发掘出来了，历史的真相逐渐显露。但另一方面，如果单单将辛亥年的事变看成是单纯的事件史，而缺乏历史-社会理论的支撑，实际上我们也依然无法真正理解辛亥革命。研究思想史的人爱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强调的是五四作为一场思想文化运动与晚清学术的前后承继性，这就意味着不能把五四运动仅仅当成一种固定的静态的事件来分析，必须要有历史的动态的视角，才能知道五四运动从何而来。同样，我们也可以说，没有戊戌变法运动，也就没有辛亥革命，因为戊戌变法是辛亥革命的前身。如果没有对戊戌变法的比较深入的了解，也不可能真正看清辛亥年政治上发生的大事变。 戊戌变法的背景：现代性登场 　　首先讲讲戊戌变法的背景。今天回头看清代中晚期所面临的一些挑战，从戊戌变法上溯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其间差不多60年，在这60年间，对清朝统治者与士大夫阶层来说，老大帝国的心态和制度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在中日甲午之战前，李鸿章主持洋务运动，他对洋务的认识基本就是两个东西，一个是开发大炮，一个是制造轮船。他认为中国有两个东西就不再怕外敌了。后来的士大夫对“欧风美雨”有着种种判断，有的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认为西方列国的长处无非是船坚利炮，应该学习。还有西学东源说，认为西方的学说都是从中国古代传出去的，现在又返回来了。但是甲午战争的失败，无论对于统治者还是士大夫阶层都带来很大的冲击，因为在他们看来，日本原是东亚文明圈里的蕞尔小国，经过明治维新竟然一跃而起成为东亚的强国，这就使主张变法维新的思潮占据了思想界的主流。当时主张维新变法的学说，一种是中体西用说，以张之洞的《劝学篇》集其大成，这是稳健派的主张。还有些激进的士大夫不但要求变法，甚至要求快变、全变，如谭嗣同认为：“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仁学》）所以应当统统颠覆。康有为则认为，“自道咸以来，已稍知变法，然收效莫睹……不知全变之道。”（《日本变政考》）这种全变、速变的主张，如果是出自在野的士人，还没有关系，可是它却出自朝廷策划变法维新的人，导致的问题就大了。 　　现在来看，“欧风美雨”的深层意义在于现代性在中国的登场，对中国文明来说，这至少意味着三项新的事物：一个是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或译国民国家），清王朝在变法之前还是传统的王朝国家，从政治学上讲，民族国家可以是君主立宪制国家，也可以是共和民主制的国家，但是要通过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的历史过程，才能最终完成这一转型，除了国民、人口、主权这些东西外，更重要的是宪政和法治。第二，资本主义，或者用我们当代的语言说是市场经济。第三是近代科学技术和近代工业体系。但是对于现代性所包孕的新事物，在戊戌变法前夜，朝野上下还没有那么清晰的认识。当时士大夫总结中国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第一是腐败，第二是行政效率低下、组织机构叠床架屋。李鸿章说中国向日本宣战，乃是以“直隶一省敌日本全国”，其他的各个省的人都在等着看他的笑话。第三是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通过君主立宪，转变成了近代新式的国民国家，中国王朝还是一个旧式的王朝帝国。后来梁启超批评洋务运动，说是“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政，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批评的非常深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变法运动。戊戌变法运动和中国历史上常见的改革比如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不同，它开启的是古老的华夏文明在面临现代性的挑战之际，寻求新的社会政治模式和思想文化模式的历史。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下颁布了“明定国是上谕”，宣布实行变法。9月21日慈禧太后收回了光绪皇帝的政治权力，恢复垂帘听政，戊戌变法也就此终结。变法期间，光绪皇帝宣布了一系列诏书上谕，这些文件包含的变法举措大约有四、五十项，其中最主要的有两项：一是科举考试废除八股取士，改成考策论取士；二是朝廷准备设立一个叫制度局的机构，作为维新变法的中枢机构。 　　我们以往理解的戊戌变法，最多追溯到康有为1895年5月发动的“公车上书”。这种对戊戌变法的理解，实际上是把康有为等人的政治活动作为变法活动的中心的。康梁于变法失败以后，师徒二人匆忙逃亡海外，出于自身的政治需要，编造了不少关于戊戌变法过程的历史细节，后来以讹传讹，谬种流传。近几十年，史学界经过考证辨伪，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历史真相，特别是台湾学者黄彰健的《戊戌变法史研究》一书，大家可以参看。 　　实际上维新变法运动，并不能依据康有为一己设定的标准，或者根据是否赞同康有为的政治与文化主张来站队划线，简单的划分为维新、守旧两种政治力量的对立。那不过是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出于自身的政治需要编造出的一种脸谱化的变法史。上世纪四十年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在读《梁启超传》书后一文中，就特别指出：戊戌变法有两个源头：一是康梁等人；另一个是郭嵩焘、朱一新以及他的祖父陈宝箴和父亲陈三立等人。这两个变法的派别和源头，从表面上看都主张变法维新，但实际上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对立。这一分梳化解了我们过去传统的那种同质的整体的戊戌变法观。 　　中国古代士大夫主张改革，一种是上行路线，一种是下行路线。上行路线是“得君行道”，士大夫得到皇帝的信任，可以施展你的政治抱负，比如象王安石、张居正等人。还有一种是下行路线，即从地方做起。康有为实行的是上行路线，比较受人瞩目；而另一派的的变法运动，是从地方做起。从1895年8月陈宝箴担任湖南巡抚，到1898年9月陈氏父子被慈禧太后免职，湖南的变法维新共有3年左右的时间。而康梁师徒在中央朝廷搞的变法运动，只有短短的3个月，所以说是“百日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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