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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运动中的“民族命运与个人使命”

http://www.CRNTT.com   2012-07-22 12:28:31

因此平均而言，插队知青的知青生涯要比兵团知青短，他们大多数在农村2-4年就离开了，真正全程经历了知青运动盛衰过程的人并不多。由于是陆续离开，他们也没有形成兵团知青最后作为大龄“青年”集中返城那样的“大潮”。不过，由于当时的“三招”都有政审、体检条件，一些因“出身不好”或“表现不佳”（绝大多数与文革时的遭遇或与当地干部关系不佳有关）政治上受歧视者，或体检不达标者（如笔者是因为目疾），“插队”时间也会很长，乃至超过多数兵团知青。他们应当算是整个知青运动中遭遇最坎坷的一群人了。 　　此外，在知青运动后期，由于李庆霖“告御状”后知青分散“插队”的弊端逐渐引起注意，知青政策出现了“集中安置”的趋势，除了在有条件的农村安置规模较大（一般都在10多个人甚至更多）的“插队知青小组”外，还兴起了一种创办“知青农场”集中安置知青的模式（以前也偶有此种做法，但不流行）。知青在这种“农场”中也是自成小天地，与普通农村/农民分离。但与国家为“屯垦戍边”之类战略目的设置的“兵团”农场不同，这类“知青农场”并非正式的国有农垦单位，只是作为分散插队的替代方式，承担临时安置功能。它们与城里的“街道工厂”一样属于所谓“大集体”，没有国家正式职工待遇和固定的收入，国家也同样在这些知青中实行类似插队知青中的招工政策。 　　因此笔者认为他们实际上是插队知青的一种变形，而与兵团-农场知青完全不同。与通常插队知青的区别只在于到了这时，知青运动的“就业缓冲”实际目的已昭然若揭，意识形态色彩已大为谈化，以至于形式上也采取知青与农民分隔的方式，不再顾及“与贫下中农相结合”“接受再教育”的方便了。很多县办的此类农场用于临时安置本县干部子女，遇有招工名额也优先拨给，使这种农场知青的流动性甚至比插队知青还大。农场本身也缺少长远前景，知青运动结束时它们基本都消失了。 　　以上两者中，插队知青的数量在整个知青运动时期要比兵团知青多得多，应当是“知青一代”的主体。但是他们当时就较为分散，后来在“回城大潮”中的影响也远不如兵团知青，由于平均插队时间较短，他们作为“前知青”群体的凝聚力也比不上兵团知青，因此在如今的“知青话语”中他们的声音也比较小。这次的电视连续剧《知青》也主要是反映兵团知青生活的，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但是我相信一个插队知青、而且是在村时间很长的插队知青的眼光留下的观察，也是有价值的。 　　土插队与“洋插队”： 　　关于我们与当年传教士的联想 　　从1969年到1978年，我作为插队知青在广西田林县的壮族山寨生活了九年，可以说基本经历了大规模上山下乡知青运动的全过程。我们那里是地道的农村，不是“兵团”或农场，那里地处滇黔桂三省之交，我们县又是广西面积最大、人口密度最稀的县。我们去的平塘公社离县城有两百里，走到通汽车的公路边也要60里，当时那里有的妇女一辈子连县城也没去过。我们那里也算“老区”，虽然田林县1949年以前并没有共产党的活动，但它所属的百色地区当年曾发生过邓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并由此出现过“右江苏维埃”，整个百色地区因此也属“革命老区”。那时常用“老（区）、少（数民族）、边（疆）、山（区）、穷（贫困县）”来概括中国的五类需要照顾的不发达地带。而这“老少边山穷”五样都占全了的地方，数来数去全国大概也就只有我们那里了。 　　然而就是在那样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穷乡僻壤，一百多年前居然曾有法国的传教士在这里传教。当年的“西林教案”，又曰“马神父事件”，就发生在我们县（当时的西林县并非今天的西林县，那时该县大半辖境，包括县城在内，今天都属于田林）。此事成为法国参加英法联军侵华的口实，对“民族命运”的影响应该是众所周知了。那当然是一段国耻。而那位被清朝县官处死的“马神父”在我们的教科书上是西方的“文化侵略者”，而在天主教的记载中是“殉道”的圣徒。 　　后来搞了史学，我还真查过这事。当时清朝的上级官府说根本不知道这事（按清律，死刑是要报中央审批的），两广总督叶名琛更说是弄错了，袁伟时先生说这是桩“糊涂案”。不过无论历史评价如何，就他们个人而言，平心而论，这些人在几乎没有任何个人经济利益可言的情况下，“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不是到北京、广州那样的城市，而是到我们那个荒僻、贫困而又充满敌意和危险的滇黔桂边区“扎根农村”，乃至死在那里，也是出于信仰的力量。把这些来华传播基督教并促成中国教会建立的人们与后来苏俄派来传播马列主义并促成了中共建立的马林、罗易等“国际使者”相比是很有意思的：前者扎根于穷乡僻壤，而后者游走于大都市；前者系政教分离下的教会所派，不像后者那样受本国政府派遣、深涉政治运作，在华也有更大的特权；前者的传教更没有后者那样成功，以致后者所传终成官方信仰而有了“政治正确”性，两者受到的褒贬也因而截然不同。 　　但是，两者来华都是出于信仰（这信仰是否“正确”另当别论），都是未经当时中国政府（敌视西方的清政府和敌视苏俄的北洋政府）允许的违禁冒险，从事这样的活动，套用这次的主题：他们都需要有很强的“个人使命”感，而他们的“使命”又强烈地影响了我们（以及他们）的“民族命运”。 　　我们公社渭各大队所在的金堂村，古时原叫刘家坨，清末法国传教士在那里修建了教堂后，人们就改叫“经堂”，也就是现在的金堂村。我们插队那时的生产大队部就设在那座教堂——哥特式尖顶已经没有了，但下面的门窗还都是西洋式的拱券。我曾在这个大队部住过一夜，记得当时墙外还保留有1951年大军进山剿匪时书写的大标语，是动员当地群众规劝参匪亲人出来投降的。1970年代我到这里时，已经20多年过去，这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小山村面貌如初。当地人说这里土匪出没不仅是解放初期，清代以来就是如此。 　　当时我就想，田林县已经是广西的边远县份，平塘公社又是我们县的边远公社，而渭各这个大队，在我们公社也是最边远的大队之一，就在这样一个土匪出没的山旮旯里，这些法国人要待一辈子，真是难以想象。后来我还得知，离金堂不远的另一个当年法国教堂所在地常井村还有个法国传教士墓地，不同时期来华的法国神父死后葬在那里的有6人，其中4人至今留有碑文，这4人都是来华传教1至4年就死去，享年仅20-30岁之间，真是令人感慨。当然他们要在这里传播基督教的努力基本失败了，一百多年后那里并没有多少基督徒。可是我们插队时声称要防修反修建设共产主义农村的想法，不也失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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