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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运动中的“民族命运与个人使命”

http://www.CRNTT.com   2012-07-22 12:28:31

弘扬艰苦奋斗的“知青精神”和反思荒唐谬误的“知青运动”不矛盾 　　铁的事实是：历数古今中外的大规模移民运动，当年那场“知青运动”应当属于最失败的之列。汉代徙民实边，明代大兴军屯，清代以来的“闯关东”、“走西口”，俄国的哥萨克移民东方，欧洲人殖民新大陆，华人开拓东南亚，早期的犹太人漂泊四海、后来又从欧美回到荒凉的近东开拓出以色列——所有这些移民潮无论是自发的还是官方组织的，无论其中有多少是非，总还是留下了巨大影响，对相关地区后来的民族分布、社会变迁和历史走向都具有重要的乃至决定性的意义。就是我国当代的其他移民潮，从改革前的工业化移民和“盲流”，到改革后的“民工潮”，也都成为不可逆的“历史潮流”。但是那场“知青运动”，尤其是文革10年中2000多万知青的上山下乡大潮，作为与城市化历史趋势相悖的、以强制手段掀起的潮流，后来却退落得如此乾净：不仅到农村的知青走光了，原来作为永久性戍边措施的“生产建设兵团”，除了新疆因知青回城请愿的“阿克苏事件”遭镇压而留下了一部分，黑龙江、云南、内蒙等地的“兵团知青”也基本走光了。知青运动结束时所谓的“三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据说是邓小平说的）、“四不满意”（再加上国家不满意，据说是李先念说的）之说，可以说是对这场运动的盖棺定论之语。 　　但是，否定“知青运动”并不等于否定知青，因为那场运动并不是他们发动的。除了某些“与人奋斗”伤害他人者外，知青们没有做错什么。相反，他们在黄土地、黑土地和红土地上的奋斗，无论是无奈的还是“满怀豪情”的，也无论那豪情是虔诚的还是“表现”出来的，都堪称一部史诗，一部与苦难抗争的史诗。这里说的苦难主要还不是指物质意义上的艰苦，因为与当地农民相比，与同时期我国那些自发的移民即所谓“盲流”相比，知青未必更苦。我说的苦难更多是指他们被“运动”，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不知未来何在的这样一种心理煎熬，一种无助的生存状态。他们为摆脱这种煎熬的奋斗，无论是积极的表现，还是无奈的挣扎，都是可歌可泣的。而支撑这种奋斗的“理想”，无论它是基于哪一种意识形态，也无论它的虔诚程度如何，在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都是极为可贵的，它体现了人的意志力，一种与命运抗争、向往有意义的人生、为生命的价值而奋斗的意志力。 　　苦难中的奋斗是可贵的，与苦难抗争的过程是具有审美价值的。但苦难本身不是美，我们无需给苦难涂上玫瑰色的油彩来粉饰它，更不能去歌颂那种制造苦难的机制。这道理本来并不复杂，就像我们歌颂抗日战争但不能“感谢”日本侵华一样！弘扬艰苦奋斗的“知青精神”和反思荒唐谬误的“知青运动”不仅不矛盾，而且弘扬这种精神正是为了避免重蹈那个荒唐岁月。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年知青们为改变农村面貌而付出的实实在在的努力、他们为改善自身处境而做出的“积极表现”，和他们后来要求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发动的回城请愿运动，都是史诗般的壮举，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念昆兄是知青运动盛极而衰时的先进典型，他与那位为自己一家的苦难向“红太阳”告御状的李庆霖先生、阿克苏事件中作为请愿回城知青的代表而受难的欧阳琏先生，在整个知青运动中扮演的角色似乎截然相反，但他们都非常令我尊敬。他们后来的人生也都很坎坷。而除了李庆霖先生“忽然成名”后卷入官场漩涡、被利用做了些火中取栗的傻事（那也不能只怨他）外，他们都没什么过错，而且都有大功于社会。今天我们都明白了马克思讲的这个道理：“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的条件”。“民族命运”是由构成“民族”的一个个人的命运合成的，而“个人使命”也必须以个人权利为基础。“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郭嵩焘语）天下兴亡，官家有责；监督官家，匹夫有责。而欲尽此责，匹夫须得有权（公民权利）。不改变“权力任意侵犯权利”的状况，我们的民族是不可能真正振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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