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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农民：30年来大陆城市与农民的纠葛

http://www.CRNTT.com   2009-03-09 10:14:38

文/肖锋 　　改革开放30年回顾，似乎错失了一个重要主题：感恩。今天，我们重拾这个主题，感谢农民，尤其感谢两亿多农民工。没有他们粗糙的双手，所谓崛起的大国，所谓中国奇迹，所谓世界工厂，根本不成立。 　　除了具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富于进取精神的官员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外，改革开放30年贡献最大群体首推农民工。他们是中国改革的头号功臣，理应得到善待。当下，金融危机走向纵深，他们又成为第一拨受害者。 　　如何摆平农民与城里人之间的天平，是历届中国领导人也是每一位城里人面临的课题。回馈农民，城里人需要利益让渡；不是凭一时良心发现，而在制度设计。而从观念上解开“农民”这个称谓的死结，更需要勇气和久违了的传统道德力量。 　　“农民”何以变成一个形容词？ 　　污名化农民的背后，是为建立某种身份优越感 　　据卫士李银桥回忆，进城后的毛泽东仍保留对红烧肉的嗜好，于是不免惹得江青唠叨，说这是农民习性。一次被唠叨急了，毛泽东大吼：“农民怎么啦！我就是农民！” 　　江青以健康为由的唠叨幷不错，错的是将之与农民联想的小资作派。贵为红色“革命闯将”，毛夫人搔首弄姿的相片上不难发现旧上海滩的履历。 　　小资情调视农民为土气。“真农民！”是小资们常说的一句嘲讽。“农民”变成形容词。如今“小资”也是形容词，“你才小资呢！” 　　社会学称此为污名化，即一个群体将人性的低劣强加在另一个群体之上幷获得某种优越感。污名化反映了一种单向命名的权力关系。即便在赵本山、冯小刚式的幽默中真正的农民仍是“沉默的大多数”，其实那都是城里人的调侃。 　　在城里人的传媒中，不难发现对民工的污名化相当普遍，似乎这是农民天性。以致一旦发生刑事犯罪，城里人首先联想到的是进城的民工。 　　一份由地方政府部门推出的“关爱”和“教育”民工的歌谣如是云：小农意识要去掉，说话粗鲁让人受不了；装修进了房主家，手脚不净就要犯事了……不许随地大小便，刮胡子剃头天天要洗脚；不看黄盘和小报，学习文化素质要提高……(《民工兄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盲流”一词早见于1953年国家政务院发出的《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最初，“盲流”是作为动词的“盲目外流”的名词化缩略，指称那些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村人。而随着社会变迁，这一指称被添加了大量具有道德评价色彩的内涵(有学者指出，“盲流”一词的发音，倒过来就是“流氓”)，令对“盲流”的粗暴执法合理化。孙志刚的悲剧最终导致该法令取消。 　　从“盲流”到“农民工”，这些词语里面包含的污名化倾向，既是一种贬斥，农民不该拥有城市居民的权利与待遇，也为建立某种道德优越感，农民是文化低能者。 　　南京学者就民工群体媒介形象展开研究，对《扬子晚报》的统计发现：2001年该报中民工形象正面角色只占10%，负面角色占66.7%。包含骯脏、随地吐痰、偷盗、不礼貌、不文明等污名化，以及说话粗鲁、手脚不净、随地大小便、看黄盘和小报等标签。 　　传媒或互联网属于城里人，它们构成强大的话语场，贬斥、妖魔化一些人，奉承、推崇另一些人。今天，哪个城里人胆敢自称“农民怎么啦！我就是农民！”是需要勇气和道德反省能力的。 　　鄙弃农民身份就变“洋”了吗？ 　　土与洋的故事，一朝进城忙“换装” 　　1949年，中国城市人口比率为10%，十个里九个是农民；1980年，中国城市人口不过19%，五个里四个也是农民，这种低增长当然与“上山下乡”等逆城市化政策有关。2008年，中国城市人口比率达到了45%(国际平均水平为50%)。 　　这么说，今天的城里人多数是60年间从黄土地里走出来的。衣着光鲜的大都市人，他们家族前传的主角都是农民。 　　有意思的是他们多数都不承认或故意遗忘这个前传。这令人想起解放初期“换装”的故事。干部进城第一个要解决的个人问题是什么？是“换装”，将乡下妞换成城市小姐。《激情燃烧的岁月》是电视剧版，真实生活版的石光荣应该有一房乡下老婆。多数干部即使未到场，父母大人早就在乡下许下一门亲事。这位乡下妞素未谋面，文化不高，但孝敬父母能生娃。她不会像城市小姐那样动不动就对丈夫的穷亲戚冷嘲热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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