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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王辛笛

http://www.CRNTT.com   2012-10-20 15:01:16  


晚年的王辛笛
  中评社北京10月20日讯/今年12月2日是诗人王辛笛诞辰百年纪念日,为纪念这位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杰出的代表人物,中国现代文学馆日前举行了《王辛笛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并展出《王辛笛创作生平展览》。以下特载著名诗人邵燕祥的文章“我读王辛笛”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孙玉石的文章“诗美的探索者,美丽的灵魂——怀念我所敬慕的诗人辛笛”,以飨读者。

我读王辛笛

  邵燕祥(诗人)

  历史不容假设。一个人的历史也不容假设。一个人的历史落在书面上就是传记,记录的是已然的事情,不管有多少遗憾,也只能是这样而不是另外的样子。

  王辛笛先生尽管有各种社会身份,而他的一生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作为诗人的存在。

  诗人辛笛,以九十高龄,回首来路,对得起他的祖国,他的家人,他的师友,他的读者,似乎“可以无憾矣”;然而历数文学生涯,却又恐怕“未免有憾焉”。他所会有的遗憾,是跟我们这些读者的遗憾一致的:总括其一生,他写诗的历程被动荡的时代生生割成三段:早期从1933至抗日战争开始,不过四五年光景;中期为抗战胜利后的1945至1948年,三年多不到四年;后期则是1976年文革结束以还,已是将近70 岁之后的时光了。我们看到了累计三十多年的空白:在日本军队占领上海的八年中,辛笛蛰居,片纸只字无存;在1949年直至文革结束,辛笛除了在1957年5月一度较宽松的空气中写下《喜悦和感谢》(后改题《泉水来了,泉水来了》),泄露了他还不能忘情于诗以外,长期搁下了诗笔;当然,其间,在六七十年代,他写过一些赠答纪游的旧体诗,七绝为主,间有七律,都是绝不为发表的。他用笔十分谨慎,但情不自禁,在给挚友的篇什中,偶亦略见自怨之语,如:“窗下生憎少读书,笔因闲久渐生疏。元知獭祭无缘分,学写黄庭总不如”(《窗下》),“谠论燃犀钦有道,闲愁游刃斩无端。未全抛撒妨行远,不尽缠绵剩倚栏”(《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一日诵槐聚居士(钱锺书)秋心诗因步原韵》),以及“邯郸学步勉追移”,“自恨愚顽悟道迟”(《农历除夕寄冰季乾就两兄》);从这些怨而不怒的流露,可见在文字狱频繁的年代,或者所谓知识分子必须“夹着尾巴做人”的年代,保持沉默以苟全性命,不失为一个明哲的选择,但在良知未泯的诗人,也必然同时是一个痛苦的选择。

  辛笛童年和少年时期在学塾所受的儒家教育(在他的基础教育中这是主导的方面,当然后来他杂收博览,也受到老庄学说的影响),本来是入世的,濡染所及,连读诗也曾偏爱老杜、陆辛。直到在“孤岛”上海家中帮助郑振铎保藏几十箱国家珍贵书籍免遭日本的掠夺,以及在40年代内战时期对上海进步文化界友人的道义支持,都表现出忧国忧民和急公好义的性格。

  辛笛在南开中学和清华大学,则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先驱们引进的现代文明的启蒙,其后,负笈英伦,更使他具有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心态。他在四十年代末持反蒋的立场,正是由于他向往民主自由,反对专制独裁;我想,当时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是把他定位为中间偏左的知识分子,属于团结之列的。然而,这不可能改变像他这一类的知识分子,毕竟难免在随后的共和国时期被视为“民主个人主义者”而必须改造的命运。

  有人说过,性格即命运;也有人说过,政治即命运。某种性格遇到某种政治,那就该是逃不掉的宿命。

  1945年到1948年,对于辛笛和他的同好者,虽然处于内战中,但毕竟不同于日本占领下,他们得以从事不自由时代里的自由写作。辛笛和他的同好们办的《诗创造》提倡对多种风格的包容,《中国新诗》更强调对诗作的艺术要求,为此遭到来自北方的谩骂式批判以至人身攻讦,但他们不怕,辛笛对自己的诗和诗观有信心,因此理直气壮;自然,这也还因为当时霸道的批判者尚未与政治权力相结合,不可能对批判对象采取“实际解决”。

  而在1949年7月,辛笛到北平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开会期间他参与筹组的全国诗歌工作者联谊会胎死腹中。传记中只写到他敏感地觉察了私营企业没有前途,却没有写到他在当时文艺界一片“会师”气象背后产生了什么隐忧;但他自动离开了栖止多年的金城银行的职位,也婉谢了到文物部门、高校和作协工作的邀约,“投笔从工”,申请到地方工业部门去做一名“案牍小吏”,从生存策略来看,不能不说具有相当的先见之明。基于要求“自我改造”的原罪心理,和从而自觉或不自觉的恐惧心理,他脱却了西装,放弃了花园洋房和小汽车,也不再参与文学界的活动。他相对地远离了“知识分子”成堆的多事之地,这样,在一些从人文知识分子打开缺口的多事之秋,他暂时小隐于他所不感兴趣的行政事务之中。这种近乎洗手不干的决绝,并不表明他从情感上已经和诗一刀两断,而对比冯至、何其芳都曾在新的文艺路线下表示否定少作,但终是心有未甘;卞之琳不但烧掉自己的长篇小说稿,又努力学写民歌体,当是出于同样的心理状态。后来者可以批评这些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软弱(也是一种动摇,对自己文学信念的动摇),然而总观全局,也不妨给予同情的理解吧。

  辛笛的幼女王圣思,在这本传记中,以辛笛的人生道路为背景,写出了他成为一代诗人的道路,写到诗人一步一步诗的履迹,也对其各个时期的重要诗作,从背景到文本作了翔实中肯的解析;而对辛笛没有诗作问世的年代,则详述了他的行藏与交往,从中也折射出一代知识分子的际遇。这就不仅于诗歌史、文学史,而且于数十年社会政治的变迁,都有某些史料或笺注的意义。

  我小于辛笛老人二十一岁。也是从小喜欢文学并习作新诗,但知辛笛之名很晚,那是在1948年秋冬之际,读到了他写于1948年夏沪杭道上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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