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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明窗小札1963》:民众利益高于国家 | |
http://www.CRNTT.com 2013-07-29 15:40:38 |
其一,即前述的原版报纸本身的残缺。早期的《明报》,尤其是60年代初的报纸,常常被人用剪刀裁掉一些文章,留下一个个方形的空白。我曾经就此事询问过金庸先生,他不无遗憾地告诉我,因为早期不太重视保存,之后由于有些编辑本身也参与撰稿,或创作连载小说等,当他们的文章和作品刊登在《明报》后,为了个人的保存,就将自己撰写的部分剪下来拿走了,于是留存的报纸就出现了大窟窿。更惨的是这危及到其背面刊登的文章,金庸先生撰写的社评和文章比较多,其中有些文章就遇到这种被他人剪裁而导致残缺不全的命运。比如,1962年12月份的《明窗小札》专栏,发表的文章应是31篇,但目前能查阅到的完整文章仅有7篇,其余24篇文章均遭剪裁,篇名和文章残缺不全。 金庸先生基本上不太留存手稿,无论他为《明报》,还是为其它报刊,以及外来的邀约撰稿,目前所存大多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由秘书负责保留的,至于1950~70年代的,几乎都无法寻觅到。原因之一,由于当时都是用铅字印刷,金庸先生每天写好文章之后,就交给排版的工人,由他们按照文字挑选出每一个铅字,然后排版印刷,可以想见,经由这些工人之手的手稿,当铅字版排好可以送去付印之时,那手稿可能已经揉皱到无法辨认,或是残缺破裂了,根本无法再收存保留。原因之二,金庸先生对写作十分投入,笔耕甚勤,但对于留存底稿,或是重新抄写一遍历来都不太重视。 其二,除了部分文章的残缺外,更为严重的是,报纸的缺失。《明报》在早期创刊阶段,总共才有四五个人,不仅要负责采访撰稿和编辑报纸,还要负责市场发行,根本无暇顾及必须有意识地保存归档,可能连最起码的数据室都没有。这些报纸是丢失了,还是被人拿走了,原因不详。从某一版面,到某一整日,乃至一整个月的报纸,有的迄今仍无法见到。仅以1963年为例,其中1月1日、3月30日、4月1日等的报纸属于残缺,2月28日的报纸没有,6月份整个月的报纸连一张都没有。 其三,由于当时使用铅字拼板印刷,许多常用字因使用的次数过多,磨损很快,于是在报纸上就出现这种现象,但凡是常用字使用一段时间后,变成残缺不全,比如“在”、“之”、“的”、“是”、“道”、“这”、“大”、“为”、“都”、“到”、“有”、“不”、“得”、“所”、“中”、“在”、“他”、“过”、“了”、“加”,等等,实在难以枚举。又由于经过缩微胶卷放大后打印出来的稿件,就更加模糊不清了。个别字词尚可由上下文来辨别判断,加以补遗,但有的文章因油墨消退或泛污,甚至造成整句话或一整段的文字模糊一片,难以辨清。 编选的原则 为了保持历史的本真面目,金庸先生对曾在报纸上发表的《明窗小札》原作不作任何修改。诚如他在“后记”中所言:“这些集子所收的文字,是从近二千篇中挑选出来的,之前都没有结集成书出版。这次编选时,主要根据内容来分门别类,加上小标题注明,完全是为了方便读者的阅读。每一篇文字都注明了发表的日期,排列按照时间先后的顺序。每一篇文字的内容,和当日《明报》发表时完全相同,不作任何改动,以保持其历史的原来面貌。”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明窗小札》中的某些地名或人名,与现今流行的译法和使用的汉字存有差异。仅举二例,如美国总统坚尼迪(Kennedy),在大陆通称为肯尼迪,台湾多用甘乃迪,而香港以前习惯用坚尼地,后来又多称为肯尼迪,其实均指一人,只是由于两岸三地的音译所使用的汉字不同而产生差异。中国大陆制定了统一的用法,可参照《新英汉词典》所附的“常见英美姓名表”,所有报刊文件均以此为准。而香港则没有划一的翻译用字标准,尤其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多是根据译者的理解来定。加上须兼顾到广东话的发音,且受台湾的影响,因此“坚”字就转为“甘”,而“乃”字又变成“乃”。再如,英国首相麦米伦,现在已基本通用麦克米伦。事实上,保持原有的译名汉字,也有好处,可以兼顾到两岸三地的读者。一般政坛的名人,只要略微熟悉当时历史的读者,均可明晓,而文中若遇到读者较为生疏的名字,通常都附有英文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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