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第6页 第7页 】

金庸《明窗小札1963》：民众利益高于国家

http://www.CRNTT.com   2013-07-29 15:40:38

此外，由于当年的《明报》面向的读者都是香港本地的居民，其时广东话是流行通用的母语，因此在《明窗小札》的某些文章中偶尔也会冒出一两句广东话，或是广东话的用词。熟悉方言的读者都知道，每一种方言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尤其是其中有些用词，言简意赅，形象生动，但却难以用标准普通话的对等词来准确地直接表达出来。比如“车大炮”，意指吹牛、夸大事实、瞎编滥造（《谈“自由谈”》，1963年3月26日）；再如“杰桥”，意指最佳的方法、手段、计谋（《康熙出术折辱俄史》，1963年3月20日）。然而，方言运用恰到好处，往往增添生动活泼，颇有画龙点睛之用。比如，1963年3月16日的《二千五百年前的一封信》，这篇文章论及当年中苏两国关系，其主要部分则是引用《左传》的《郑子家告赵宣子》的一段文字，以此来讽喻苏联以强凌弱。所引用郑国的大臣子家写给晋国的赵宣子信，原文依然是文言文，但在每句话后面则加上括号的白话文阐释，这阐释并非停留在将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更在夹杂讥讽言辞影射苏联，其中就使用了广东话中的俚语和俗语，如“你吹我胀乎？”（这是用来挑衅别人的用语，意指你能把我怎么样）；“你大国乌龙龙的乱发命令”，（乌龙龙即乌龙，意指胡涂冒失造成的错误）。文言文本身是很典雅的，尤其是这封信词藻讲究，但整封信中却是“充满一团愤懑之气”，郑国表面上对晋国兢兢畏惧，内里却一连串指责晋国的错误。然而，金庸却刻意将白话文阐释化为出自社会底层的引车卖浆者之口，粗鲁而直率，毫不修饰，俗话连连，笑骂自如。二者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不仅具有辛辣的讽刺，更耐人寻味。究其因由，惟有这样才能将中国人胸口所有的愤懑全部宣泄出来，面对苏联根本无需以小国自谦而扮演貌似的战战兢兢，而应理直气壮，据理力争。倘若将这些话语改成一般的普通话，字里行间的讽刺意味全失，言语的改动将导致身份的模糊，更会令整体文章无法显出其内在的深刻含义。显然，惟有保留其原汁原味，才是最佳的编辑方式。 撰稿的来源 　　近20年前，我刚去上班，金庸先生吩咐我做的事，其中之一，就是整理他那些大书橱的书籍，并将其归类登记。印象十深刻的是，有不少佛教经典，其中光《大藏经》就有两套，不少典籍金庸都圈点阅读过，还在眉批上用红笔留下墨迹，比如《楞严经》、《大智度论》等。之后，我才知道，金庸不仅曾深研佛学，而且为了探究佛学的真谛，他不满足中文的翻译，专门到英国图书馆翻查过最早的英译本，如《阿含经》等，希望从中窥探出早期经典翻译的原意。这也许就是他后来一再表示希望学习梵文的真正目的。由此可见金庸的语言天赋非常人所能企及，对学问的钻研达到精深的层次。 　　金庸精通英语，年轻时任职杭州《东南日报》，第一份的工作就是担任翻译，之后来到香港，一直到前往剑桥大学攻读历史硕士和博士学位，数十年来他不仅能阅读精深的国外经典著作，而且一直都能用英语直接对话，并能熟练地用英语来写作。而金庸的中文水平更是众所周知的，因此他的专栏文章，不仅可以来自外国的第一手数据，而且能融会贯通地化为中华民族的母语，撰写出脍炙人口的好文章。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新闻消息的传播远没有今天如此方便，大都靠通讯社的电报传真供稿，而要将远在千里之外的国外信息移植传播到香港本地报纸，尤其是用中文出版的报纸上，首先必须精通外语，其次要有信息提供的便捷渠道。信息提供，靠通讯社及时提供是一方面，从国外报刊杂志获取也是重要的途径。 　　曾有读者来信询问金庸的信息来源，金庸很坦率地回答说：“买来的。”《明报》初期，经济上还十分拮据，不可能订阅诸多的报刊杂志，于是金庸就充分利用报摊和书店的便利，每天都花时间去翻查，只要发现可以用于撰写专栏的数据，他就将其买下来。当时他住在港岛，而报馆的办公室在九龙，每天都要乘坐渡轮横越过维多利亚港湾，他谈到，“九龙尖沙咀码头前，有一档报贩专卖外文航空版的报纸，美国的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英国的泰晤士报、卫报、每日电讯报、每日快报、每日邮报，西德的佛兰克福日报、汉堡日报，日本的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以及曼谷日报，马尼拉时报，新加坡海峡时报等等都有”。仅从他如数家珍似地提起这些报刊，即可见他每天翻阅的报刊数量之多，接触的信息面之广。当然，如金庸所说：“如果每种都订下来，当然太不经济，我也没有这许多时间去阅读和利用。我经常去翻翻，看到有合用的资料，就花一元买一份。”金庸关心报刊内容，且熟悉价格，包括长期订阅和零卖的差别，这无疑都跟他本身也在办报密不可分。（《七元五角买一份报纸》，1963年1月22日，《明窗小札》）。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第6页 第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