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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明窗小札1963》：民众利益高于国家

http://www.CRNTT.com   2013-07-29 15:40:38

《明窗小札》文章摘录 　　所谓自恋狂（Narcissism）是一种心理学名词，或可称为“自我崇拜”。这种人一定是因幼年受了父母的过份宠爱，或是受了父母的鄙视，因而发生一种心理变态，追求权力，性情孤僻，不惜想尽辨法牺牲别人以满足自我。 　　在历史上，阿历山大大帝是一个具有自恋狂的人。她的母亲，将他宠爱无比，使他目空一切，把什么事物都不放在眼底。 　　陈丽春虽然也有自恋狂，但她的情况与阿历山大大帝不同。陈丽春的父母对她并不宠爱，从最近陈丽春登门访父，陈文章拒不见面一事也可看出，正因为陈文章夫妇对陈丽春的兄弟姐妹偏爱，却对她带着歧视的心理，才使她成为如此冷峻倔强的女人。 ——摘自《陈丽春的自恋狂》 1963年11月4日《明窗小札》文章摘录 　　所谓“积极中立”，并不是消极地既不亲共又不亲台，既不反共又不反台，更不是什么第三势力、中间路线，尼赫鲁式的不结盟主义，狄托式的修正主义。乃是站在中国人的爱国立场，对中共和国府的施政一视同仁地对待，凡是有利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赞扬之，有害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反对之。如果国家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发生矛盾之时，我们以老百姓为重。 　　当然，我们也不免有看错了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的见解件件正确，岂非比北京和台北诸公更加明智？事实上决无是理。但我们占了三个大便宜。第一是旁观者清，没有利己利党的打算，头脑容易清醒。第二是说话总比做事容易，指手划脚的批评，自是方便过手忙脚乱的做事万倍。第三是我们很肯接受读者诸君的批评意见。 ——摘自《明辨是非积极中立》1963年1月17日 《明窗小札》文章摘录 　　近半年来看了许多武侠小说。最近香港武侠小说作家的产量很少，而台湾方面，却是风起云涌，层出不穷。读这类小说，我是速度奇高，一个晚上看两部，每部十册至二十册，所以能够读这么快，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些小说情节大同小异，故事成了八股，随手翻去，几乎很少见到有什么新意。 下面这些情节，是大多数台湾武侠小说共同所有的…… ——摘自《台湾武侠小说的套子》1963年4月25日 公正的立场 　　自创办《明报》伊始，金庸就持有自己独立的新闻理念和原则，并将其贯彻到整体的办报过程，以及写作之中。凡涉及新闻的，无论是撰写通讯报道，还是专栏文章和社评，他都坚持不变，始终不渝。 　　金庸十分敬仰当年创办《大公报》的张季鸾先生，立志以其为榜样，尤其是遵循从事新闻事业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原则。因而，他也很赞赏英国曼彻斯特的《卫报》。金庸曾于1963年2月10日的《明窗小札》专栏上发表了《谈孟彻斯特的〈卫报〉》，开篇写道：“《大公报》在张季鸾先生任总编辑、总主笔的时代，有‘中国的孟彻斯特卫报’之称。因为当时大公报不注意新闻抢快，而注重社评的精辟，正和《孟彻斯特卫报》的作风相同。同时，两家报纸都是自由主义的信奉者。”他也敬佩《卫报》当年的总编辑司各特（C。P。Scott），指出《卫报》“起初只不过是一张平平无奇的地方性报纸，但自从史高特于一八七一年加入该报任总编辑后，三四十年之间，一张地方性的报纸竟成为有国际影响力的大报（大公报在天津初创时也只是普通的一家地方性报纸，至张季鸾先生主持笔政后，方始脱颖而出）”。而“《卫报》之所以成功，唯一的因素在于史高特所写的社评。他对于每一个问题，都提出了公正合理的主张，绝对不为政治因素所左右。他认为新闻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对新闻的看法和解释，他始终坚持真理，有时全国的舆论一致和他相反，但他绝对的不去迎合俗好”，“他的社评写得平易近人。他经常向该报的工作人员指出：‘在卫报上所登载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必须是普通男人和女人所能了解的。’他写社评的信条是：‘必须有说服力’”。不难看到，如果说张季鸾先生对金庸的影响更多在于秉持的新闻理念和办报的原则；那么，《卫报》的司各特则是金庸直接仿效的榜样，包括撰写具体的社评和政论文章。 　　同样，1963年1月17日，金庸在《明窗小札》专栏中还以《明辨是非积极中立》为题，旗帜鲜明地告诉读者，此专栏所秉持的依然是《明报》的宗旨，即“明辨是非，积极中立”，“所谓‘积极中立’”，“乃是站在中国人的爱国立场，对中共和国府的施政一视同仁地对待，凡是有利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赞扬之，有害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反对之。如果国家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发生矛盾之时，我们以老百姓为重”。他认为自己有三方面的优势，即文中所谓“我们占了三大便宜”：“第一是旁观者清，没有利己利党的打算，头脑容易清醒。第二是说话总比做事容易，指手画脚的批评，自是方便过手忙脚乱的做事万倍。第三是我们很肯接受读者诸君的批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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