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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理想与宋教仁的星命

http://www.CRNTT.com   2012-07-05 14:35:00

现场互动 　　主持人：我听整个张老师讲演的感觉像一个经验老道的侦探侦破一个案子，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疑问，历史都是当权者写的，所以历史有时候有意无意留下一些疑案，比如对孙中山先生的看法，张老师的演讲对孙中山的复杂性有一种颠覆的感觉。而我第一次被震撼，是袁伟时老先生对孙中山先生更严厉的批评。他认为中国走向共和宪政是被孙中山的北伐战争给破坏的。这是他的观点，我不是很认同，但我觉得作为一种学术观点，大家从各个方面提出对我们更深地理解历史、理解政治是有帮助的，张老师给我们提出了另外一种视角。下面是互动交流时间。 　　网友1：张老师我听你的演讲，不论是孙中山还是宋教仁，都不是那么美好。我也了解到很多胸怀天下的文化人都想构造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很光明很伟大，然后有条件地运营下去，这种思维本身是不是一种心理上的误区？ 　　张耀杰：我在微博凡是见到像冯友兰那样自称是“为天下立心，为万世开太平”的人，就全部拉黑。我觉得中国文人最大的毛病是，总觉得自己是胸怀天下，天下好像是他们家的私产一样。但是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国的天下万物，从来都不是老百姓和读书人的，而是人家皇帝家的。所有的人都是皇帝的奴才，无非是奴才认识字待遇会好一点，不认识字待遇会差一点。当奴才的怎么能够胸怀天下，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呢？他连一寸土地的主权都没有，那里有胸怀天下的资格呢？我这十多年一直在学习西方法制史。古罗马法中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自限权力，专门有这样一个法律条款，自己家里的树木都不能超过一定的高度，超过高度这个树荫就会影响别人家的院子和田地，这就是自限权力。每个人的权利、责任和义务都是有边界的，每个人只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权力和权限范围内做自己可以做和能够做的事情，任何人都没有权力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的。再一说，我们都坐过飞机的，有谁看到过天地的心脏是什么样子呢？一个文明人首先要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首先是必须捍卫自己的私有财产，而且别人的私有财产任何人都不能侵犯，这才是西方文明。我们动不动就要标榜天下为公，实际上天下应该是人人之私，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一份私有土地和私有财产。这个土地是我的，那么，“风能进，雨能进，皇帝千军万马不能进”。中国几千年的读书人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所谓天下为公就是不尊重别人的私有财产和私有权利，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以前的皇帝打天下的时候说是天下为公，等到他改朝换代坐天下的时候，就变成天下为一家之私了。唐朝是李世民家的私。明朝是朱元璋家的私。中国人从来没有权利的边界意识，从来不知道如何捍卫自己的私有财产。 　　假如每个人都明白必须捍卫自己家的房子和土地，那里会有那么多的恶性拆迁案呢？中国的野蛮拆迁除了制度性的问题之外，最根本的问题是钉子户太少。假如每个人都是钉子户的话，政府官员就没有胆量野蛮拆迁。所有的野蛮拆迁就必须付出对待的代价。要是在美国，每家每户都有持枪权，谁敢来拆迁，我就开枪打死你。中国文化从来没有这个权利边界的，既不尊重别人也不尊重自己。总是动不动说天下为公、胸怀天下的人，是最愚蠢也是最野蛮的人，这种人的思维方式是最野蛮的。 　　主持人：现在看社会公共政治时，怎么用一种更为符合现代政治文明的方式来看，怎么用一种权力边界来看，我们需要放开思维，问得好，回答得更好。 　　网友2：看近代史一直有很多困惑，比如1912年3月10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但3月11日孙中山颁布《临时约法》。如果袁世凯是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以什么名义颁布？有什么合法性？再一个是宋教仁想限制袁世凯的权力，搞内阁制，这种做法是不是对袁世凯不公平？因为没有袁世凯就没有中华民国，袁世凯是中华民国的国父，现在去限制他的权力是不是有点过分？谢谢您！ 　　张耀杰：这个事情在座有位成方晓律师专门写过文章，《临时约法》是因为国民党掌权后一直在吹捧，所以教科书上一直不敢予以否定。这个约法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没有宪政精神的违宪立法的宪法性条款。就像你说的，那时候孙中山已经没权力颁布法令，特别是宪法性的法令。另外一点，我觉得哪个国家挂个什么国父，肯定就是一个野蛮国家。文明国家没有那个东西。什么叫国父？国是每个人的国，怎么还会有国父呢？不可以说没有袁世凯就没有中华民国，没有谁都有中华民国，没有这些人中华民国可能会更好，就是因为有这些人才给搞乱了。公平地说，孙中山自己当总统时不愿意别人限制自己，按照事先的约定把总统让给袁世凯的时候，却推出一个《临时约法》限制袁世凯，这其实就是孙中山的训政意识在作怪、他当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训政概念，但是骨子里的训政意识已经根深蒂固了。我把总统的位置让给你袁世凯了，我以后还可以通过《临时约法》来当太上皇，像当年的乾隆、慈禧那样对你进行训政的。我给你画一个框，你一出框我就整你，这就是“二次革命”。 　　网友3：宋教仁死于刺杀，并且是在去北京的火车站刺杀，在作案手法上让我很感兴趣，国民党最擅长搞刺杀。但相反的是，在晚清时代的政局里，晚清一方、北洋军阀一方在我印象中没有搞刺杀，从作案手法上我觉得不像袁世凯做的。另外我读您的书有一个深入的思考，我觉得中国是一个改革话语缺失的地方，袁世凯也许有想搞民主宪政的可能性，但不懂，二次革命一发生马上退回去，袁世凯当皇帝最熟，孙中山是造反有理，对改朝换代熟悉，但对搞民主共和也不熟。因此我觉得中国所有改革有先天性的话语缺失，到今天是不争论，没有历史空间维度的话语权，不知道您对我的思考是否认同，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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