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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工潮宣告中国低薪经济破产

http://www.CRNTT.com   2012-10-01 08:24:07

简单地说，“黑死病”后劳动力供应锐减，人的价值上升，西欧的农民借此和领主讨价还价，比较成功地捍卫了自己的权利，确定了以低廉、固定、可继承的地租为条件的稳定的租佃权。 　　日后随着人口攀升、粮价暴涨，土地大幅度升值，但固定的租额却不能改变。农民不仅受惠于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而且实际的地租随着通货膨胀而降低，成为大赢家，进而出现了大佃户阶层，在市场利润的驱动下不断投资于土地，改良耕种技术，导致了农业革命。 　　到了十七世纪末，英国虽然人口急升，大量劳动力脱农，但激增的粮产量使粮价平稳，而人们的收入水平则很高，在满足温饱之后对工业产品有强烈的内需，为工业革命造就了良好的条件。 　　东欧则正好相反。封建领主以政治高压手段对付劳动力的短缺，以权力把农奴强制束缚在土地上。这样，领主就可以把人为压低的劳动力成本作为自己的“比较优势”，廉价、大规模地生产粮食、从事出口，满足西欧工业化过程中旺盛的粮食需求，并以赚得的利润从先进国家购买奢侈品回来。 　　久而久之，东欧自然没有中产阶层，也无技术创新的动力，成为落后地区，至今尚未翻身。1987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勃伦纳辩论》一书，此说成为西方经济史的经典。 　　笔者在2006年出版的《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一书，就是受到勃伦纳理论的启发。笔者当时指出，中国的政治结构，使普通劳工没有自我组织的政治权利，资本和权力勾结，人为压低了工价，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作为唯一的“比较优势”，向世界倾倒“中国制造”，满足了正在从传统工业向高技术产业急剧转型的西方发达国家对廉价制造业产品的旺盛需求。 　　驱赶缺乏政治权利的劳动力进行经济竞争，使中国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来创造内需，出现的一小撮垄断性的巨富阶层。 　　他们不需要技术和管理上的创新，靠压低劳动力成本就能赚得丰厚的利润，并用这些利润到国外购买奢侈品，甚至靠资本投资移民。这是典型的中世纪后期的东欧模式。 　　2009年笔者出版的《怎样做大国》，则以“人重物轻”来概括艾伦的高昂工价、廉价资源的工业革命学说，指出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是反其道而行之，通过发展低劳动力成本的制造业抬高了全球原材料的价格，走的是“人轻物重”的道路，很难成为持续性的发展模式。而计划生育政策使出生率被压抑，如今中国正在迈入劳动力供应急剧减少的时代。 　　这和中世纪欧洲黑死病后的情形十分相似：劳动力供应的减少造成了“人重”；人民币的升值提高了中国对原材料的购买力，使中国经济相对走向“物轻”。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集团往往本能地希望利用政治手段限制甚至剥夺劳动力的权利和自由，以维持低工价。而劳动力一方则必然提出加薪的经济要求和自我组织起来进行集体讨价还价的政治要求。 　　想当年，东欧的封建领主成功地压制了这种底层的诉求，维持了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使国家和社会陷入几百年的长期衰落。 　　西欧特别是英国的老百姓，则比较成功地捍卫了自己的权利，最终在高工价的道路上演变为先进国家。这一历史经验与教训，对当今处在转折关头的中国政府与社会，具有重大的警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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