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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右派”经历

http://www.CRNTT.com   2010-08-09 12:50:14

《直言无悔——我的“右派”经历》新华出版社出版 　　中评社北京8月9日讯／一个知识分子的暮年反思，一段不堪回首的国家往事。著名作家吴思、刘震云近日联袂推荐新书《直言无悔 我的“右派”经历》，以下是该书书摘： 二、直言相谏激怒当权领导 　　我回到住所，最先见到的是原编辑部的郭游和杨平。郭游外形很瘦弱，个子不高，可是火气很大，直筒子脾气，说话不管不顾。我向他们两个了解运动的进展情况。郭游说：“志愿军里哪来的反革命？大嚷大叫的火力倒挺猛，全是没有目标乱开枪。”我深知这老兄的脾气，他在三反运动中受过一些委屈，可能对政治运动有些抵触情绪。杨平这个年轻的见习编辑和郭游正相反，高大魁伟，赤红脸，浓眉大眼，从外形看是个标准年轻军人，可是他的性格却老实到有点窝囊的地步，上眼皮总是下垂着，一说话就脸红，是宣传部有名的老蔫。他只是红着脸笑，并不说话。 　　正在郭游高声大调地申明他的见地的时候，宣传科的助理员张山跑来了，一进门就紧紧握住我的手，不停地摇着说：“刚听说你回来了，怎么不多休息一些时间！”我说：“接到兵团的信，叫我尽快回来参加运动。”他说：“是啊，是啊，运动一开始，工作更忙不过来了，你再不回来我真有些吃不消了。”论关系，我和张山是前后同学。他是1944年从敌战区北平出来，到晋察冀解放区华北联大学习的，我是1945年入华北联大的。他从联大政治班毕业以后就到部队搞宣传工作，有经验，笔头子也快。宣传科另两个助理员丁海和何秀敏都是年轻人，经验少，文字功底也差一些。宣传科长刘鸿飞原是县大队政委，文化水平不高，所以宣传科起草文件、编写教材等重要的文字工作主要靠张山。运动一来工作时间少了，一个人更忙不过来了。我回来可以分担一些他的工作。张山又热情地问我爱人考学的情况和几个熟人的情况，但没有提到原副部长徐逸人。这两个人性格作风截然不同，工作关系也不融洽。张山走后，我马上到宣传部长韩福贤那里销假。 　　韩福贤原来是政治部民运部长，在徐逸人回国以前就调到宣传部来了。徐逸人和政治部副主任丁莱夫的关系一直不好，下边议论：丁主任是为了“改善”宣传部的领导，把不懂宣传业务但听话的民运部长调到宣传部来作徐逸人的顶头上司。在当时的部长里边，韩福贤的年纪较大，四十四五岁了，又高又胖，据说有“寒腿”的毛病，大热的夏天腿上也包着护膝。 　　我向韩福贤简单汇报回国休假的情况以后，韩福贤没有问我一句私事，就像在部务会上讲话一样，郑重地对我说肃清反革命分子是纯洁我们的队伍，巩固革命政权的必需的重大的战略任务，每个党员干部都必须全心全意地积极地参加运动。又把兵团党委对运动的部署、要求和运动期间的纪律等作了一番交待，最后说现在是运动第一，日常的工作由张山向你交待。 　　当时，我的情绪很高。参加革命以后，历次运动——土改、三查、三反，我都是积极分子。我觉得，正像韩部长传达的那样，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内外的敌人千方百计地想颠覆年轻的革命政权，坚决地、彻底地肃清反革命分子，对纯洁革命队伍，巩固革命政权确实是十分必要的。我决心全身心地投入肃反运动。 　　可是我第一次参加宣传部的小组会，就发生了使我感到十分不正常的现象，导致了我和韩部长的正面冲突。 　　那一次小组会是在宣传部的办公室召开的。参加小组会的有宣传科、文化科和电影放映队的全部人员。主持小组会的是张山，韩部长也参加了。 　　小组会主要是要大家揭发问题，发言并不踊跃，揭出来的也都是一些生活和工作上的问题，因为没有什么有根有据的重要问题，会场的情绪并不热烈。不料，小组会快要结束的时候，突然出现了爆炸式的场面。 　　“爆炸”是由电影队一个年轻队员小马的发言引起的。小马揭发张山背地里讲丁主任的坏话，说听丁主任作报告是活受罪，尽说车轱辘话，反反复复、啰哩啰嗦，简直是对听报告的一种精神惩罚。 　　其实，政治部一些年轻干部背地里议论领导——包括丁莱夫副主任工作、生活上缺点的人，并非稀有现象，而且小马揭发张山的问题，在肃反运动中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不料，坐在张山旁边的韩部长突然站起，把手上的记录本往桌子上一摔，红头涨脸地冲小马，说这都是“反革命分子”徐逸人挑唆的，徐逸人成心破坏领导和干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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