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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右派”经历

http://www.CRNTT.com   2010-08-09 12:50:14

韩部长这爆发式的一声吼，揭发张山问题却没来由的给原来的副部长徐逸人扣上一顶反革命的大帽子，使大家一时都怔住了。过了一会儿，就有几个曾对徐逸人有意见的人，纷纷揭发“反革命分子”徐逸人的“罪行”。诸如：徐逸人态度粗暴，给他汇报工作的时候，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睛、拍桌子；几次找文工团女团员打麻将，影响恶劣等等，虽然都是工作和生活作风问题，但都提高到反革命活动的高度。 　　韩部长这爆发式的一声吼，虽然师出无名，但引导效果是明显的，我越想越觉得情况不正常。小马在会上揭发张山的不过是背地里议论领导的“怪话”，韩部长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而且把枪口转向了徐逸人？是为了保护张山免受群众的冲击？不是没有可能，张山一直是韩部长跟前的“红人”。张山这人我了解，他并非没有主见、人云亦云的人。他对韩部长的领导也有很多意见，而且语言尖刻，在下边讲韩部长的怪话比别人还“精彩”。但在韩部长面前绝对是谦恭的，韩部长向他布置工作时，尽管有些地方他不同意，但从不提出异议，总是严肃地虔诚点着头，好像他已完全领会，并将坚决执行。所以韩部长一直把张山看成听话的、得力的干部。为了保护张山及时转移群众的“火力”，不是没有可能。问题是，为什么把枪口转向了徐逸人，而且戴了那么大的帽子？。 　　徐逸人这个人，在副部长当中比较年轻，恃才傲物，对上对下的关系都不大好，尤其是对上，比如与丁莱夫副主任时常发生碰撞。但像韩部长那样的老同志总应该知道，“反革命分子”是敌人，这顶帽子是不能随便扣的。特别是作为运动的领导人，更不能无根据地给人乱扣帽子，否则，就容易形成对运动的误导。韩部长那一声吼以后，不少人跟着“反革命分子”徐逸人长，“反革命分子”徐逸人短地乱喊叫，明显地是走火了。 　　当时我是政治部党支部的宣传委员，觉得应该向韩部长把自己的看法提出来。我一想到给韩部长提意见，心里又有些发怵。虽然韩部长来到宣传部的时间不长，但不多的几次接触和过去在韩部长身边工作的人所说的情况，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韩部长这个人对上、对下是两副面孔。我这个人说话作事一向直来直去，最怕和这种人打交道，可按组织程序，反映对宣传部运动情况的意见又不能绕过韩部长。 　　不管能不能接受我的意见，还是要说。 　　晚饭以后，酷暑难消。韩部长拿着一把蒲扇，坐在宣传部办公室旁边一棵大树下乘凉。宣传部办公室正在我住所的对面。我来到韩部长身边，说：“部长，我想对今天的小组会提点意见。” 　　韩部长冷冷地看着我：“你有什么意见？” 　　我说：“运动刚刚开始，如果没有什么证据就说徐逸人是‘反革命分子’恐怕不妥当，特别是你作为运动的领导人，首先给徐逸人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更不合适，容易对运动产生误导。” 　　韩部长的脸色突然变了，厉声问我和徐逸人是什么关系。 　　我也火了，反问：“你是部长，你说我和徐逸人是什么关系？” 　　他又问我为什么替徐逸人讲话。 　　我说：“我不是替徐逸人讲话，我没有这个想法，也没有这个必要。我是对你和几个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提意见。这次运动是肃清反革命，不能把同志关系和工作、作风问题混淆成敌我问题。” 　　韩部长说现在还没有给徐逸人做结论，还没有定性他是反革命分子。 　　我说：“韩部长，你和几个人喊出来的可是清清楚楚‘反革命分子徐逸人’。既然没做结论，为什么给人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韩部长反问我，徐逸人的言行是革命的吗？ 　　我说：“是否反革命分子是个组织问题，必须有证据，单凭今天大家揭发的那些工作和生活作风问题，能给人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吗？” 　　韩部长语塞，狠狠地一挥蒲扇，让我不用管运动中的事，还让我好好想想，准备交待自己的问题。和我预感的一样，这次说话不欢而散。 　　第二天的小组会，韩部长一反以往的惯例，不是先听大家发言，而是自己第一个发言，拖长声调说，有的人刚一回来，就对开展运动的情况横加指责，指责宣传部揭发徐逸人的问题是混淆矛盾。小组会并没有给徐逸人定性，是揭发徐逸人有害于革命的言行。有的人总是错误地估计形势，低估群众的觉悟，自己跳出来表演，那么就给他充分的条件让他表演，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韩部长的话刚说完，就有人喊着要替反革命分子徐逸人当保镖的人站起来。 　　我心里非常火，韩部长这明明又是在引导，不过是把枪口转向了我。徐逸人在国内，在朝鲜无法整徐逸人，就找我当替身。可能以为我和徐逸人关系较密切，整我就可以抓到徐逸人的某些东西。我和徐逸人之间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于是我就坦然地说：“是我向韩部长提过意见。”我当然没有站起来，只是如实地把我参加小组会后的想法和向韩部长提过的意见详细地说了一遍。 　　我说明情况以后，多数人没有说话，但有一个人猛地站起来，怒冲冲地质问我为什么对领导的号召打横枪，还要我老实交待和徐逸人的关系。 　　这一来，进攻的焦点就点明了。接下来，就有几个人要我交待和徐逸人的关系，揭发徐逸人的反革命言行。第二天的小组会也是如此。 　　当然都没有什么“战果”，以后改换内容，要我交待历史问题，包括我的家庭情况、从伪满到北平读书的情况、日本投降以后从北平到解放区情况等等。提的问题不少，但这一次的小组会火力并不猛烈，我如实回答以后，几乎没有再追问什么。因为我写的自传和各个时期的历史情况包括证明人，档案里都有，入党以前组织已做审查，没有可质疑的地方。而且，我的直感告诉我，整我的目的不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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