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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的历史之味 | |
http://www.CRNTT.com 2014-05-02 12:20:28 |
贰 汪荣祖先生是史景迁著作坚定的批评者,曾在《史景迁论》中写道:“他是英国人,早年以交换学生身份就读耶鲁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 这个交换项目,史景迁说,是由一个叫保罗•梅隆的耶鲁毕业生创立的奖学金,专供剑桥学生。而校史记录上,这个奖学金写明提供给“第一流的学生”。 费正清先生曾经写过那个“第一流的”年代: 1936年当我在哈佛大学教授中国史时(注:那一年8月11日,史景迁出生在英国萨里郡),我遇到了几乎是整个教学生涯中最聪明的学生:本科生白修德(Theodore White)和博士研究生芮玛丽(Mary Clabaugh)。芮玛丽是从塔斯卡卢萨(美国亚拉巴马州西部城市)的瓦萨学院毕业来学世界史的,但一听说有中国史便转向这个领域。她嫁给了哈佛另一位研究中国史的学生芮沃寿(Arthur F. Wright)。20年后,当他们双双赴耶鲁教书,芮玛丽遇到了她最聪明的学生:史景迁,一个刚从剑桥大学来到耶鲁的年轻人。据芮玛丽说,她安排了史景迁最初的学术训练,赴澳大利亚师从清史大家房兆楹先生。 而史景迁说,芮玛丽之所以结识房兆楹,是当年胡适引荐房先生及其夫人杜联喆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纂清代名人录。 从英国史转向中国史,是史景迁所作的最复杂的决定之一。回顾往昔,他说,取决于一连串的“偶然”,如果他没有被剑桥选中参加梅隆交换生项目,他不会接触到耶鲁的课程;如果两位芮教授不曾从斯坦福大学转到位于纽黑文的汉学重镇耶鲁,中国历史不会在他面前徐徐展开。 芮沃寿主要研究佛教史和隋唐史,芮玛丽以研究同治中兴闻名。“与他们交谈之后我突然意识到,探索中国史一定会很有趣。我相信一定有许多因素促成了这个暗含逻辑的决定。”史景迁留下几处言外之意,可以读取一个正在走向衰落的大英帝国的青年,对另一个遥远的古老东方帝国的好奇。 芮玛丽介绍他读瞿同祖关于中国地方政府、何炳棣关于社会阶层流动、张仲礼关于中国士绅、萧公权关于中国乡村的著作。 在最初的阅读里,他立刻就看到了人——贵族、知识精英或者地主士绅阶层,这是他在英国和中国的历史里实实在在感受到的。他们如何受教育,如何从中受益?在中国,考取功名可以做官,管理国家;而在英国,阶层的晋升更多地依赖于所拥有的土地。他比较他们的日常生活、读书授业、婚丧嫁娶、子女教育,着迷于每一处发现。 不久,他去往澳大利亚,在房兆楹家里住下。房先生是一位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杨联升曾在给周一良的信中说:“论明清史料史事,今日当推房兆楹、杜连(联)喆夫妇。”房用一种中国传统的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对待他。 “我对房先生的感觉难以言传,包含着敬畏、崇拜、喜爱和警醒。”史景迁在房先生的葬礼上遇到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金安平,她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读博时,也曾师从房先生。二人谈起共同的老师,金安平说,先生和风细雨、诲人不倦,史景迁说,老师在指出我的错误时可是相当严厉的。 史景迁在耶鲁求学期间,傅汉思在东亚语言文学系任教,他的妻子张充和则在耶鲁美术学院教授中国书法和昆曲。史景迁上过傅汉思的中国古典文学课,由此结识充和先生。2002年,金安平的《合肥四姐妹》英文版出版,颇受欢迎。 此番上海停留两日,便有研究者拿了张先生在1940年代写的散文专从苏州赶来与金安平见面。面对这些旧作的浮现,金忆起张先生的口吻:“安平啊,那些年轻时写的东西不好,不要收进去。” 此番中国美院的演讲中,史景迁谈到一个重要的背景:太平洋(601099,股吧)战争以后,耶鲁大学是美国培养东亚语言人才的一个重要基地。1949年,杨联升、赵元任都曾在耶鲁的中文基地教过书。史景迁入学时,中文、日文、东南亚语种都有,他甚至一度想学满文;但语言学习已经开始转型:从战时一般的交流需求转向和平时期了解对方的历史文化和社会。郑培凯1972年入学时,仍能感受到那种气氛,只是语言功能渐归学术。 史景迁告诉《南方人物周刊》记者,他觉得满人入关是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节点,他最初的兴趣也聚焦在17世纪的明清之际。房兆楹先生指导他读清代正史,其间他也回耶鲁同两位芮教授交流。就在这时,芮沃寿给他一个有益的提示,教他观察中国历史中的一些cliché,即老生常谈——在他起步的阶段,导师就提示他正史中有很多叙述是值得推敲的,而观察的角度至关重要。 (注:大约同一时期,史家郭沫若完成了以“翻案”为主旨的历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对曹操与武则天多有美化;而时任高校历史教材编审组组长和主编的翦伯赞,就“反修防修”背景下的史学研究致信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信中提到“忠王是农民革命英雄,有缺点,但不应苛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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