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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二代们的政商观

http://www.CRNTT.com   2013-09-25 12:05:55

接班的故事 　　黄晴曾经以为，自己会与万青不同，会远离父辈的生意和复杂的官商关系。2007年，她高中毕业准备赴澳大利亚留学前与父亲有过一段促膝长谈，“要不我去读建筑，回来后帮您？” 　　那是父亲第一次对黄晴袒露心声。他希望女儿当公务员，不愿她步己后尘，因为，“下工地太苦，和官员打交道太累。” 　　小曼的父亲、一位成功的山西商人同样不赞成女儿接班。他的公司以他为核心，高度个人化，不是一个80后能够轻易介入的。 　　这一点王大骐深有感触，“每个财富的第一代积累者，其企业无不深深地印着他或她的烙印。他的社会关系，他的江湖地位、他的逻辑思维、他的酒量、他的人格魅力、他的说话方式，他的一切一切，你必须突破，否则你只是一个守大门的。”但突破谈何容易。 　　而当小曼这个“白富美”在家待业2年后，父亲极为发愁。后来，父女俩认真分析了几种可能性，出于北京人对政治和面子的热衷及重视，最终选择了从政之路。这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小曼父亲觉得，“公务员不会太辛苦。” 　　如果这一对父亲的考虑包含明显的性别因素，那么，陈斌父母的想法值得深思——他们也希望自己的独生子能够在北京或是上海找一份体面、安稳的工作。至于酒店以及其他可观的资产，他们退休时可以全部卖掉。 　　而陈斌也是这样做的。2011年12月，在澳大利亚学习、生活7年，并尝试了几桩小本买卖后，他回到国内，先在上海呆了小半年，面试了几份工作，但都没有成功。 　　回想起来，陈斌觉得自己选择了错误的“打开方式”：他竟然开着限量版的宝马跑车，叼着中华烟，摆出一副在澳洲谈项目的架势去应聘一份起薪五六千元的工作。于是，陈斌只得回到父亲身边。 　　而黄晴回到上海后没有接受父亲的安排。她曾准备应聘四大会计事务所，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但这时，她收到了舅公的邀请。 　　这是上海一家创立于90年代的综合性民企集团，如今拥有子公司十多家，产业涉及房地产、五星级酒店、商业街、博物馆、小额贷款公司等。 　　由于黄晴父亲一支的家族中，青年一辈只有她与长她五岁、从小玩在一起的小叔（黄晴舅公的儿子），故而，黄晴被寄望进入企业帮忙，辅助小叔接班，两人共同打理公司业务。 　　在这件事上，黄晴选择接受。但现实中，围绕接班的父子冲突并不少见，尤其在规模较大的企业集团，碍于计划生育政策，企二代没有接班之外的选择。 　　目前，仅工作两年的黄晴担任上海一家五星级酒店的业主方助理，这是普通人需要很多年才能得到的职位。该酒店聘请国外专业团队管理，而黄晴和她的领导两人是集团派驻酒店的监管方。 　　同样，黄晴小叔进入集团的方式也是“空降”。他在澳洲留学十年，从高中一直读到MBA，回国后直接出任集团副总裁。 　　这样的经历让黄晴感觉到了人员管理的难度，“因为我们都不是从基层做起，而且，过去的人生经历也无助于了解底层员工的想法。” 　　与此同时，经营理念的代沟横亘于两代人之间。“比如，集团旗下的商业街搞节日活动，我们的想法是搞台湾夜市、小吃一条街，但父辈却希望策划一个游园会。” 　　此外，黄晴认为，接班的第三重难题在于如何维护官商关系。“目前，父辈已经建立了很多稳固的关系，我们的任务只是维护、保护它，这并不困难。但问题在于，伴随我们的继承，政府官员也会出现更替，那么，如何建立新的人际圈子呢？当然，我们知道这层关系的建立非常重要，但我们都在国外接受过教育，对于过去乃至现在的一些做法，从内心来说，我们并不喜欢。” 　　事实上，这也是陈斌的难题。去年6月始，他自己做起了生意，承接钢构项目，但依托的仍然是父亲的人脉、关系以及酒店的平台。在建立全新而有效的官商关系上，他还不能独当一面。 　　“二代企业家的成长环境，尤其是留学回来的，更为自由、平等、单纯，他们往往做不来放低尊严的事情，对复杂的人情世故也更为厌倦。”王大骐正在写一本关于富二代的书，为此寻访了不少与他背景相似的孩子，而对于他们无法融入官商文化的现实，他如此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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