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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智库：台民粹主义的演化与影响

http://www.CRNTT.com   2019-10-07 00:03:18

1，台湾民粹主义“前史”：党外反对运动的政治遗产 　　民粹主义一词在台湾公共舆论中出现，最早是黄纪在1980年发表的“无党籍人士的竞选言论策略”一文中，该文批评无党籍政治人物制造议题形成媒体事件，走民粹主义道路。〔20〕在台湾的戒严时期，虽然蒋介石和蒋经国曾誓言要追求民主或坚守民主阵营，虽然国民党当局自五十年代初已经有限开放了地方选举和“中央民代”、“立法委员”的增补选，但是戒严令解除之前的台湾并无民主政治的真正实践，民众在政治、社会等诸方面是缄默无声的，大众政治的时代远未到来，因而民粹主义还无从谈起。事实上，在威权主义的政治高压之下，党外反对运动的挑战极其软弱，更无法提供民粹主义所需要的持续、深入而广泛的社会动员。 　　然而，要理解台湾社会何以在解严之后迅速进入“民粹主义狂飙期”〔21〕，并且直到进入21世纪也难以摆脱民粹主义的纠缠，应该探析党外反对运动的历史源流。台湾民粹主义不仅是“美丽岛”事件后党外力量集结与动员的结果，更是继承了整个戒严时期党外反对运动的政治遗产。这份遗产包括三个重要的方面。一是自下而上的抗争方式。戒严时期的党外运动称不上是一种广泛意义的民众运动，充其量只是一种自由派知识分子运动，但它的反抗性是极其鲜明的，自下而上的运动路径也十分清晰。国民党威权统治的封闭性与排斥性造成了“外省人vs本省人”的纵向等级架构，党外反对力量站在体制外和本省人的立场上，自下而上地提出民主诉求，这种抗争方式在解严之后发展为自下而上动员中下层民众的竞选模式。二是从乡土意识、台湾意识到“台独”意识的民粹议题。“国民党的威权控制、大中国体制、限制民众参与政治的政策，使得反对运动的民主要求，同时含有了台湾化（台湾人参与中央级政治）与民主化的双重意义。”〔22〕为了反对国民党的威权体制，反对运动人士利用“台湾人”的政治符号，“透过有限开放的制度管道或体制外的非制度性抗争，对抗‘外省人’政权”。〔23〕民进党继承了反对运动的本土主义衣钵，但更为激烈极端，它将台湾意识发展为“台独”意识，使得“统独”争议成为台湾民粹政治的核心议题。第三，发掘了大众政治参与的实践场所。党外运动较多地通过杂志、书籍等文化渠道传播理念，但街头政治也同时出现。“1970年代为因应一个出口导向的经济而大力新建或更新的都市街道，意外地提供了新政治发展的行动舞台”，〔24〕而80年代随着各类选举的逐渐增多，选举场合成为许多民众表达政治见解的唯一场合，国民党对反政府活动与言论大加镇压，但是对选举场合的一些批判政见却无法全部打压。台湾学者庄雅仲认为，“选举场因此成为民主学习的街头教室，多年来隐藏于党外杂志批评文字之后的民主运动，开始在街头出现”。〔25〕循此路径，90年代的民进党为了与国民党竞争政治资源，十分依赖以游行、示威、静坐为形式的街头政治形式。 　　2，台湾民粹主义的“1.0”时代：国民党与民进党合打民粹牌（1988-2000） 　　台湾民粹主义是随着民主化进入政治场域的。80年代初开始，台湾政治自由化程度不断上升，社会议题日益公共化、普遍化和政治化，而民进党成立以后，社会改造运动逐渐与政党政治交织。〔26〕民进党有长期的草根政治经验，国民党在围堵党外反对运动过程中也见识到了大众政治的威力，再加上李登辉为了巩固其党内权力地位，急切地需要直接从民众那里获得合法性支持，因此解严之后，民粹主义同时获得了体制内外的实践机会，迅速进入了国民党与民进党合作共打民粹牌的狂飙时期。所谓的合作共打，是指在90年代的政治博弈中，民进党和国民党的李登辉不仅在“台独”理念上开始接近，而且在行动策略上也有共识，在利用民意方面互有呼应，民进党的民粹操作有经验优势，但李登辉当局则有执政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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