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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VS杜维明: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http://www.CRNTT.com   2011-01-02 09:32:44  


 
  袁伟时:我非常同意杜教授的意思。我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且跟许多学术界的朋友有一些差别,我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从1912年——民国元年开始的。那时蔡元培做教育总长,下令“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必须从教育方针中剔除;公民道德的全部要旨就是法兰西大革命揭示的“自由、平等、亲爱”。与此同时,他和唐绍仪、汪兆铭等26人,组织社会改良会,发表宣言,提倡“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 “实行男女平等”,“提倡自主结婚”,“提倡成年以后,有财产独立权”,如此等等。这就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端,比陈独秀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早几年,是跟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变革结合在一起而发展起来的。

  新文化运动是历史上启蒙运动的新阶段,很多东西在19世纪已经提出来了。它对传统文化不是一般世俗理解的全盘否定,只是批判、否定传统文化中的“三纲”。三纲以外的文化内容,它是没有否定的。所以杜维明先生提出来,新文化运动应该是肯定中国传统的五常的,仁、义、礼、智、信,我非常赞同。剔除三纲的五常,是很有价值的。但我想补充,五常的道德规范应是建立在人类共同价值──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基础上,假若仁、义、礼、智、信不以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础,它只能为宗法专制服务。这些普遍的共同价值规范,应该是世界各国都可以接受,而且能够跟中国传统结合起来的。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转化,就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基础。

  杜维明:昨天在我们高等人文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梁涛先生共同举行了一个“儒学与人权”的学术思想论坛,纪念前不久过世的美国著名学者、哥伦比亚大学荣退教授卜爱莲(Irene Bloom)。她在晚年的时候,集中讨论了孟子和人权的关系。

  袁先生刚刚提到的有些观点,我基本上同意。有人提了这个一条思路,认为三纲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要重新考虑三纲。我曾认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是一个权威主义、等级主义、男性中心主义。但是有学者不是这样看,这让我想起了王元化先生,他以前是提倡新启蒙的,晚年时跟我说,你不要轻易否认三纲。他提醒我说,陈寅恪在为王国维写墓志铭里面,说三纲六纪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价值,这个价值就像柏拉图所谓的理想,对此我也觉得很惊讶。这点我要做进一步的思考。

  而我所了解的三纲是从《白虎通义》开始,并不是孔孟儒家最基本的价值。但五常毫无疑问是儒家的基本的价值,三纲五常是个双轨的形式,一方面既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伦的问题,一方面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妇有别的那个“别”并不是差别,而是分别。以前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可以女主外男主内。这样五伦的观点,因为是双轨,也就是互为约束,所以没有宰制。但是,我认为,三纲好是宰制性的,我觉得需要进一步思考。

  三纲在《白虎通义》里面很有趣。讲君为臣纲,并不只是说君是重要的,而大半都是臣对君的不合理、不合情的行为做出批判;父为子纲,也多半是子对父的批判,夫为妇纲的话,多半是妇对夫的批判,这中间也有很多要进一步考虑的。所以,我基本上跟袁先生刚刚讲的是一致的。只是,我认为五伦、五常应该也是普世价值,而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法治所代表的人文精神,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所代表的人文精神,可以进行平等的对话。

  所以,儒学的创造性转化大概要对它的一些糟粕,特别是从三纲所引发的不符合现代精神的东西,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从何而来?

  主持人:杜老师重视儒学,也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感觉你是从伦理层面和道德层面在强调,而袁伟时老师始终都是从制度层面在强调。我想问杜老师,您觉得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从何而来?比如说你在哈佛做的燕京学社,其资金来源就是哈佛、燕京校友还有其他捐赠,是独立的。但现在北大这个高等人文研究院,如果资金来源于政府拨款或来源于北大校方,是不是会影响独立性?也就是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以来都是权力的附属体,那么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会从何而来?知识分子独立的依托点是什么呢?是宗教的自由发展?还是市场资本力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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