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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台军“国家认同”的矛盾因素

http://www.CRNTT.com   2011-01-30 00:19:08

“一中宪法”与“台独”言论自由并存 　　托克维尔指出：“任何才干也没有比保持自由的技巧可以收获更丰，但任何事情也没有比学习运用自由更苦。”(注9)台湾几十年来的政治发展历程，尤其自由、民主品质所面临的改善问题，有力地验证了托克维尔的论断。台军对此深有感触。它认为：“台湾地区在过去二十年，固然见证和体现了‘民主化’的过程、也深切理解到民主的实践是‘一步一脚印’的工程，毫无侥致可言。但事实上，台湾在追求‘民主化’的过程中，由于忽略公民社会的建构，以致民主遭到扭曲、自由遭到滥用，进而影响‘政府’决策和公共利益。”(注10)而“台独”言论自由，便是台湾社会“民主遭到扭曲、自由遭到滥用”的突出表现。 　　1992年之前，“刑法”第100条是判定“台独”非法的主要依据；而且，当时的国民党政权，也的确依照此法对“台独”言行采取了一定的强硬措施。但1992年之后，李登辉联合民进党，不顾“反独”力量的抵制，将“刑法”第100条修改为“意图破坏国体、窃据国土，或以非法之方法变更‘国宪’，颠覆政府而以强暴或胁迫着手实行者，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谋者处无期徒刑”。这意味着，“台独”鼓吹者只要不“着手实行”，便不会受到法律制裁。于是，“言论自由”堂而皇之成为“台独”分子为所欲为的护身符。“台湾独立”的主张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登上政治舞台并逐渐取得话语权。在别有用心的政治操作下，主张“独立”就是“爱台”，而赞成与大陆正常往来（即便是非官方的经济交往）则被诬蔑为“卖台”、“台奸”。 　　奇特的政治生态由此产生：一方面，“宪法”声称“‘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反对分裂国土”，并以列举的方式明确了“中华民国”“固有之疆域”，体现了“两岸一中”的主权原则和“台湾属于而非等于中华民国”的事实；《人民团体法》第二条也明确“人民团体之组织与活动，不得主张共产主义，或主张分裂国土”；但另一方面，修改后的“刑法”却保护“台独”言论自由，容忍部分人肆无忌惮推动“台独”。这种矛盾曾使台军陷入困境：一方面，台军一直表态“恪遵宪法”，既然“宪法”是“一中宪法”，那么法理上便有义务反对“台独”；但另一方面，声称“爱护人民”、“服膺民主”的台军(注11)，又不得不“尊重”民众的“台独”言论自由、不得不面对“台独”舆论异常强大的事实。客观地讲，在岛内，名义上“宪法”的位阶虽然最高，但其具有的“一中”内涵，远不如“台独”言论自由的信条有影响力、约束力，前者早已被后者“架空”“虚化”了。在此情况下，曾经认定“台独”主张“不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的台军(注12)，终于向现实低头，以“政治中立”为由逃避“宪法”义务。 　　这种姿态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台军一味声称要“坚定‘为何而战、为谁而战’的信念”，认为“军人，尤其是现代军人，讲求军事专业固然重要，但更要明白‘为何而战、为谁而战’的道理，才能在战况惨烈之际，仍能保持高度之敌忾心与坚定战斗意志，奋战到底”。(注13)但事实上，台湾社会上“国家认同”错乱，长时期无法达成共识，“一中宪法”与“台独”言论自由并存，导致台军既不能名正言顺地支持统一，也不能明目张胆地支持“台独”，“为何而战、为谁而战”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台军，使其不得不“左右支绌、忸忸怩怩”(注14)。正如某“立法委员”指出的：“‘台独’言论高涨，‘国家’定位不清，军中早已没有中心思想。”(注15)而曾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的赵知远上将，也公开表达了军方的无奈：“既然当了军人就不怕死，但现在我们很怕，怕什么呢？怕模糊了意识。敌我意识没有了，当军人却不知道为谁而战、为何而战。这样子拼命的目标就模糊了。”(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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