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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辉：当代中国历史巨变中的台湾问题

http://www.CRNTT.com   2015-02-01 09:34:19

经过内战、民族战争和漫长的革命，中国的社会动员所达到的深度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也是帝国历史上从没发生过的。但这个进程没有结束，认同危机也并未过去。以清朝为例，第一代遗民还在，反抗此起彼伏;第二代遗民已经入仕了，反抗逐渐消歇;到第三代，不但认同问题大致解决，周边王朝也承认其作为中国王朝的合法地位了。也就是说，三代过后就是中国了。共产主义革命在创造新认同方面的成就确实惊人，但它不持久的状况也是明摆着的。在有些少数民族地区，70岁以上的老一代人认同中国，对现状担忧;50岁上下的中年一代人牢骚满腹，大体上承认历史，但要求改变现状;第三代人，也就是20-30岁的一代，不但趋向于宗教认同，而且有些倾向于暴力。台湾的分离倾向上升为巨大的政治潮流其实也是在1989-1991年的巨变之后，情况不同，但氛围是相互交叉的。 　　讨论两岸问题，离开新的政治论述是不可能的，仅仅靠着回到保守主义的文化政治也是不可能的。20世纪提供了促进两岸统一的最为深厚的政治传统，一种超越两党政治的认同政治也恰恰是在两党带动的政治斗争中形成的，但这个模式已经难以重复。有人换一种想法，认为只要认同共同祖先就可以了，似乎认同只是寻找共同性，而不需要博弈和斗争，这如果不是天真，便是太简单化了。中国政治保守派的误区，就是以为只要还谈中国文化就可以，但他们不了解政治上“统派”的消失的含义是什么。在台湾问题上，在统一问题上，今天最困难也最重要的挑战就是如何重新让“中国”变成一个政治范畴，而现在中国什么都有，就缺这个东西。有人会说：地理、人口和主权，这还不够吗?中国已经是一个历史文明，为什么还必须是一个政治范畴?我们看欧洲统一的进展与曲折，或许就可以找到一点启发。十多年前，《读书》杂志就曾发表过哈贝马斯和格林等人有关欧盟宪法问题的讨论，除了究竟是宪法还是宪法草案或宪法协议等程序性问题之外，他们共同确认的是社会市场经济、福利国家和民主等政治价值。这些政治价值不仅代表着欧洲的历史传统，而且也是针对新自由主义浪潮而产生的、立足于欧洲现代传统的政治论述。在这些政治论述强而有力之时，欧洲统一的进程就比较顺利，相反，伴随欧洲国家向新自由主义政策倾斜，社会民主体制面临危机之时，欧洲统一就面临危机和分离的局面。我并不是说我们需要搬用欧洲的价值，而是借此说明：没有有力的政治论述，内部搞不好，外部也搞不定，不知道谁是敌人，也不知道谁是朋友，不知道该去联合谁、依赖谁、反对谁，最后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谁，离心力的产生就是必然的。这一切就是政治危机的症结。 　　新的文化政治需要创造新的“我们”。这个“我们”并不限于台湾的“统派”，而是在两岸互动中产生的超越上述僵化边界的新格局、新力量。两岸的政治谈判本身可以为深化交流提供机会和空间，但能够促进这一政治谈判的，恰恰是逐渐形成的新的社会态势和社会力量。两岸关系中还有一个明显的不对称，一边轰轰烈烈，而另一边却如隔岸观火，这不但造成了一种舆论上的不对称，而且也阻止了两岸之间的公共空间的形成，而这种公共空间是社会团结的基础。因为两岸关系和中国大陆问题是台湾社会的中心问题之一，无论了解多少，是否真实和全面，台湾对于大陆的意识带有全民动员的特征。相较之下，台湾问题，连同香港、西藏、新疆等等区域性问题，在中国大陆的社会心态和媒体环境中，始终处于边缘位置。如果说“台独”、“独台”是政治动员的产物，那么，大陆社会对于台湾的政治变迁却缺乏敏感，更不要说政治动员了。在公共舆论中，台湾只是作为台湾问题而存在;只有台湾问题专家才去讨论台湾问题。在中国历史、中国文学和其他领域，除了港台专业的学者，似乎是无须讨论台湾问题的。这不是认识论上的“独台”是什么?知识壁垒早已产生了。因此，虽然大陆社会反对台独，但在若干方面已经默认了“独台”的构造——我说的默认不是政治上的承认，而是基于知识和记忆的政治无意识。“统派”在台湾的式微与上述不对称其实是相互呼应的。这种舆论上的不对称意味着真正的政治交流的匮乏，势必导致政治幻觉。 　　舆论上的不对称反映着另一个更深刻的问题，这就是高度的政治动员与极度匮乏社会政治动员的对比。台湾有政治动员，香港有政治动员，新疆存在着潜在的政治动员，西藏也同样孕育着某种政治动员，这些动员回应着不同的社会政治议题，但又常常与较为凝固的身份政治纠缠在一起。这是政治动员中的去政治化要素。因此，至少在分析的层面，我们需要对政治动员的不同要素进行分析，并动态地观察，所谓一分为二，就是说明矛盾的构成及其转化，而不是将族群身份、宗教信仰、政治分立设定为凝固的尺度，并作为政治动员的筹码。中国大陆的总体社会政治氛围是以稳定为中心的，政治动员的状态不同于这些区域。很难一般地去褒贬这些不同的状态，我们可以说“去政治化的政治”以不同的形式支撑着这种不对称：一种以族群的、宗教的身份政治替换更为深刻的社会问题，另一种以取消政治辩论和社会动员换取稳定。 　　两岸问题是整个中国问题的一部分，就像香港、西藏、新疆发生的问题一样，并不只是所谓周边问题。台湾问题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问题，有自己的历史脉络，尤其是有完整的政治结构，但我们不能不追问：发生在大致相同的时期内的某种分离性的趋势难道没有相关性吗?除了全球化和亚洲区域的变迁外，中国自身的变迁也是产生这些趋势的动因。不久之前，大陆游客与香港居民的矛盾激发起那么多的口水和情绪，从某个意义上说不是坏事，把内地和香港的毛病和矛盾都展示出来，而不只是将这些问题都遮蔽在“一国两制”的套话之下，促进思考香港问题的症结所在。然而，如果这样的相互介入只是停留在口水战的层面，政治热情会逐渐消失的。同样，我们看有多少人真正关心中国的民族问题?如果不是出现几次暴力恐怖事件，没多少人关心新疆问题;藏区的自焚事件，起初有些报道，此后就消歇了，也没什么触动。相比之下，北京、上海或沿海地区，一点小事网上就吵成一片;但一谈到新疆、西藏问题似乎就是新闻中报道的那些烧车、杀人或“暴恐”了。这个心态到底是怎么来的?如果没有对于这些危机的深刻分析，如果没有对于这些冲突的严重性的充分认识，我们对“中国”就没有真正的理解，也谈不上重建作为政治范畴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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