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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辉：当代中国历史巨变中的台湾问题

http://www.CRNTT.com   2015-02-01 09:34:19

太阳花学运“反服贸”学生    　　“太阳花运动”的平等诉求的确与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有关。在中国大陆，二十多年新自由主义思潮冲击，其影响之广泛和深刻，难以评估，大陆的对台政策虽曾一再声称政治谈判的关键意义，但实际上却越来越依赖于经济逻辑，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让利逻辑。由于台湾社会贫富分化日趋严重，这一让利逻辑如同一柄双刃剑，既支持了台湾经济的发展，又与台湾内部的分化相互纠缠。在经济衰退的条件下，大陆资本的流向、移民和游客的扩张，一再成为怨恨对象。因此，“太阳花运动”触发的台湾政治的新发展势必对大陆的对台方略产生巨大冲击。其实，台湾两派政治势力均认为正是由于不独不统的状况，台湾才在经济上获取最大利益;民进党也才多少遏制其内部的“急独”势力，试图与大陆发展经贸关系;台湾领导人并没有意愿与大陆统合，在处理两岸关系方面，考虑的完全是台湾经济发展的短期需要，而不是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对两岸政治关系发展的促进作用。台湾岛内没有因为两岸经贸和人员交流的扩大而产生对大陆的亲近感，恰恰相反，台湾经济地位的衰落正在促进台湾的分离倾向。马英九努力推动两岸服贸协定，不仅是想获取大陆的经济利益，而且是想藉此加入周边区域经济组织，如RCEP与TPP，特别是后者，目的是与美国在经济上再次结盟。也正由于此，美国才会一反常态地公开出面支持马英九的服贸政策，批评民进党并通过其影响力制止学运的蔓延。 　　如果说反服贸运动对以经促政的逻辑产生了冲击，那么占领立法院运动的政治寓意就更强了。就台湾政治而言，占领立法院的行动并未摆脱蓝绿格斗的痕迹，毋宁是沿着民进党台独路线对于“中华民国”合法性的冲击。但这一行动也提示了新的内容：第一，运动以反服贸、反黑箱运作相号召，而不是像过往民进党主导的群众运动那样以反国民党相号召;第二，尽管党派势力在运动中若隐若现，但“太阳花运动”以学生为主体，而不是政党冲锋在前。至少可以说：这是台湾政党(包括国民党和民进党)本身失去召唤力的症候。就两岸关系而言，无论是对立法院的占领，还是台湾政党政治的转型，都间接地质疑了主导两岸关系的、一直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政治平台。今天两岸政治对话的所有平台都依赖政党，是党对党的平台，无论是斗争，还是和谈，都以这个平台为中心，若往上追溯，国共以政党关系主导国内政治上是从北伐开始的。但反服贸运动发展到占领立法院，等同于对以政党政治为中心的政治平台的否定。从20世纪开始，以政党为中心的政治进程是政治活动的核心内容，但到了这儿，好像很难走下去了，至少光靠两党政治，甚至民进党上来搞三党政治大概都不行了。因此，占领运动预示着必须重新洗牌才能形成一个新的政治过程。现在政治家和学者还很少认真讨论这一点。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最终走下去，按照旧的方式，将是无从着手的困局。你可以找宋楚瑜或者其他什么人来访问一下，但这么做，只是宣传上可以说一说，添加这些政治人物在大陆和台湾政治中的砝码而已，对于改变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是没有用的。这些政党领袖对年轻学生没有任何召唤力，也缺乏任何政治想象力。 　　传统政治平台的危机凸显了寻求新的平台以促进更为广泛的交流的必要性。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过去三十年两岸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的改变也提供了很多空间和潜力。批评单纯的经济逻辑并非否定两岸通过经济活动而形成日益广泛和深刻的日常生活联系。从一个较长的视野看，台湾的党外运动、“台独”运动、新社会运动与党派运动的关系都不单纯。党外运动的历史比较复杂，走向“台独”是比较靠后的事情。从保钓运动到党外运动，党外运动与“台独”运动之间有交叉、有差异、有复杂组合。1990年代，台湾社会运动迅速向“台独”方向走，是一个双重的重叠的结果——解严的历史与全球冷战终结的重叠。全球冷战的终结，是以社会主义阵营失败为中心的，在中国大陆，是以“文革”的失败为某种标志的。本来党外运动和保钓运动里面都有比较强烈的具有社会主义主张的力量，都有在资本主义范畴外来寻找台湾出路的想法。“中国”作为一个政治范畴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反对国民党专制，大家也知道国民党是跟资本主义的体制完全连体的，所以本来存在着在此之外寻找可能性的政治力量。保钓运动并非针对统独议题，但由于里面存在亲国民党的势力(如“反共爱国同盟”)及某些以台湾独立相标榜的要素，追求祖国统一的主流也就被追认为“统派”了。其实，他们的“统”是和向往社会主义中国密切相关的，那是主流而非“统派”。但由于上述双重重叠，原来在台湾内部针对国民党的批判运动和寻找另类出路的努力，几乎没有空间了。在1990年代以降，台湾的社区营造与国族主义动员有着不可避免的关系，但在新自由主义的浪潮中，这种重建社区的努力是与社会保护运动相互重叠的。事实上今天已经很难用统独等概念去描述这些保护运动了。 　　在1980年代，陈映真这些人与党外运动的关系是重叠的，他们属于同一个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党外运动本来存在着探讨台湾社会的政治未来的多重可能性。但是到1989年之后，苏东巨变，新自由主义潮流对中国的改革产生愈益深刻的影响;而在台湾，试图在资本主义体制之外寻找另类出路的可能性彻底消失了。党外运动逐渐地凝聚，原来比较复杂的、包含不同政治指向的民主力量逐渐被一种有些奇特的族裔民族主义浪潮所裹挟。从中国大陆来说，20世纪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就差不多结束了，1980年代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只不过是20世纪的尾声;从欧美的视角观察，到1989-1991年，20世纪伴随着冷战体制的转型而结束了。换句话说，充满潜力的20世纪所能提供的直接政治方案，几乎都不能解决两岸问题。所以说，台湾解严与冷战终结以一种独特方式重叠——所谓独特方式就是社会主义失败的方式——使得台湾岛内运动内部的政治分化被凝聚到新自由主义方向。经过李登辉、陈水扁时期，所谓统独之争其实已经是“独台”和“台独”之争，民主的政治性在这一过程中被耗尽了。“台独”、“独台”的政治基本上是“去政治化的政治”，即以既定霸权格局为前提，诉诸虚构的身份认同，将所谓台湾自主性的标题置于形式主权框架内，以不同的名义确认台湾在这一格局中的地位。两者的争论不涉及台湾的基本社会-政治体制的变革，不触及当代世界不平等的关系——不平等只是政党角逐的砝码。围绕着族群政治，台独和独台以空洞的政治正确相互竞争或自我标榜，实际上，除了由两岸经济关系的变动而触发的真实的妒恨、对“共产主义”或“极权主义”的虚拟的仇恨之外，这样的竞争已经彻底空洞化;因其空洞化，又唤起人们用中产阶级的平庸政治或右翼民粹主义的无力的激进姿态进行政治填充的热情。这样的民粹政治与大陆的去政治化的政治正好相互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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