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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胡抑鲁”、“扬鲁抑胡”及其他

http://www.CRNTT.com   2010-07-24 09:07:38

二、关于胡适。胡适是中国新文学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有力的倡导者，是文学革命、文学改良、戏剧改良、整理国故、考证小说、开创新红学等中国文化、文学现代化重大事件的积极的实践者，是中国政治制度民主化和现代化的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倡导者与急先锋。胡适是深受西方民主精神影响的政治上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者，胡适这样表达他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最浅显的意思是尊重自由……自由主义就是人类历史上那个提倡自由、崇拜自由、争取自由、充实并推广自由的大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凡是爱自由的，凡是承认自由是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基本条件的，凡是承认自由难得而易失故必须随时随地勤谨护视培养的，都是自由主义者”，胡适认为，东方的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性，所以始终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西方的自由主义绝大贡献正在这一点，他们觉悟到，只有民主政治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所以自由主义的政治意义是强调的拥护民主。而限制政府权力，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更是当代自由主义思想的题中之义，这些对于苦于反腐败的政治制度建设乏力的今天的人们，难道不是那样朴素而本质的真理吗？在建设民主的社会主义崭新政治精神与政治体制的今天的时代，我们不能忽视作为政治自由民主主义者的胡适的价值，我们不能不牢记作为现代政治的自由民主精神的守卫者的胡适的方向。 　　三、关于鲁迅的思想。鲁迅思想的核心是立人，“然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而此特现象之末，本原深而难见，荣华昭而易识也。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假不如是，槁丧且不俟夫一世。”（《文化偏至论》）鲁迅思想贯穿一生的中心是他的关于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许寿裳在《怀亡友鲁迅》一文中回忆说：“鲁迅在弘文时，课余喜欢看哲学文学的书。他对我常常谈到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这些思考决定了他对人生道路的选择。“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使他一度学医；后来受到刺激，“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第一要着，是在改变国人的精神，从而选定文学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鲁迅早年留学日本，在对中日两国进行比较的时候，他采取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国民性。在他晚年的一封信中说：“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鲁迅的思想体现在文化上乃是属于大概念上的文化激进主义，例如他对中医、京戏、中国文字、中国的文化传统的极端的与毅然决然的态度。他说，“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呐喊.自序》）鲁迅说：“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还打比方说方块字是大众身上的结核菌。（《且介亭杂文》.答曹聚仁先生信）在五四时期，鲁迅一谈到旧文化旧制度，往往深恶痛绝，有时把话说得很“绝”。他甚至曾经用这样义无返顾的语气来表示：“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部踏倒他。”（《华盖集.忽然想到》）关于立人和改造国民性的思想，确有其深刻的一面，但在建立何种类型的政治体制作为中国社会长远的、合理的发展的基础的问题上，众所周知鲁迅是倾向于民粹主义的大方向的，从个人性格、感情倾向、政治倾向的全体来看，鲁迅脱离不了民粹主义的大的思想和政治利益的群体。而在激进的民粹性质的革命基础上整合的自由、平等、个性主义、国民性改造等等只能历史性地走向自身的反面，中国的现当代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是鲁迅与之有亲和力和观念与利益上具有历史发展意义上的一致性的民粹性质的激进革命的思想和实际政治运动，使鲁迅的个性主义和国民性改造的思想胎死腹中并历史性的染上思想自身的反讽性质和无可避免的悲剧色彩。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全部思想在历史的现实发展之中并不具备一个足够深刻、正确的政治思想上的合理的基础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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