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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时代老百姓不愁住房？

http://www.CRNTT.com   2012-08-18 10:29:42

民众不满住房环境要求改善，被政府批为无理取闹：“申请不到房子就大吵大闹” 　　“1952年，北大分配给历史系教授、哈佛大学博士周一良的是原燕京大学外国教员保姆的住房——燕东园24号。这处房屋终年不见阳光，楼梯狭窄、坡度过高。周一良夫妇在这里从39岁住到82岁，多次摔倒骨折。”“二十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即使在清华园中，三代人的四口之家，只能长期蜗居于一间十一二平方米的宿舍中（集体公用厕所，炉灶拥挤在走廊上）。这里虽然没有出现两对新婚夫妇同住一间房的情形，但同在清华工作的新婚夫妇只能分居而分不到一间宿舍的现象，却曾长期存在。”这是当时知识分子住房环境的写照。（ 蓝旗营的三个家庭，曾昭奋，《读书》，2007年第6期） 　　大学知识分子住房环境糟糕如此，普通百姓的苦况就可想而知了。民众不满住房环境，要求改善，却被政府批评为无理取闹：“有些职工要结婚，要接家属，申请不到房子就大吵大闹，说是政府不顾全自己的困难，有的夫妻不在一个城市住，两三年不见面，就大闹情绪，说是无情的银河，把他们隔绝了。”当时政府为减轻住宅压力，一方面限制农民进城，一方面把职工家属下放农村，使夫妻分居合法化：“可以不来城市的职工家属，鼓励其留在农村；不需要住在城市的职工家属，可以动员其回乡生产，减轻城市人口的压力。对于家属不住在本市的职工，可规定适当的休假制度，让其回家团聚。”（《居其其屋——中国住房权问题的历史考察》，张群，社科院博士论文，2008） 　　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民众的住房条件依然没有改善，据1985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40%的居民住在不到4平方米的空间，而一对年轻夫妻通常和一对老夫妻以及孩子们住在一个房间。60%的家庭内没有下水道设施，71%以上的居民没有厨房。1995年武汉市有40%的居民住房困难，具体如下：12岁以上的子女与父母同住一室的占11. 9%； 12岁以上的异性子女同住一室的占4. 0% ;老少二代同住一室的占4. 2%;己婚子女与父母同住一室的占2.6%;床晚上架起白天拆除的占6.5%;客厅单放床的占8.6%。（中国住房双轨制改革及其不平等性，李基铉，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3期） 　　官员没跟民众“同甘共苦”：有权的“妻离子散”，无权的“四世同堂” 　　当时政府官员负责制定福利房的标准，他们很轻易为自己制定更优厚的住房标准。譬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市就按照行政级别将各级干部住房划分成了十几种待遇标准：“特甲级可享受200公尺以上的“大花园精致住宅”；特乙级可享受190—195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1级可享受180—185 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2级可享受170—175公尺的“独立新式住宅精美公寓”；3级可享受160—165公尺的“上等住宅公寓”；4级则只能分得“半独立式普通住宅中等公寓”；5级只能分得“120—135公尺的新式里弄住宅”；6级只能分得100—115公尺的“有卫生设备的普通里弄住宅”；7级只能分得80—95公尺的“无卫生设备的石库门房屋”；8级只能分得“老式立柱房屋”；9级以下只能分得“板房简屋”。 　　尽管那时房屋短缺，官员并没跟百姓“同甘共苦”，干部住房条件与民众的差距越来越大，民众编写顺口自嘲：有权的“妻离子散”，无权的“四世同堂”。1983年国务院文件承认问题，并下发通知整改：“全国城镇建设了大批住宅，住房紧张状况有所缓和。但近两年来，许多地区和部门擅自制订住宅标准，任意突破国家有关规定，为领导干部新建的住宅面积越来越大，标准越来越高，脱离了我国国情，脱离了群众。”“为了加强对住宅标准的管理”，该文件还特意规定各级别的住房标准：“一、严格控制住宅建筑面积标准……一般职工家庭为42~50m(均为建筑面积，下同);县、处级干部及相当职级的知识分子的住宅标准为60~70m，厅、局、地委级干部及相当职级的知识分子的住宅标准为80~9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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