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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家史：饥饿年代个体记忆

http://www.CRNTT.com   2012-09-15 11:13:16

杨继绳：大饥荒饿死三千万、四千万还是1700万说不清，细心搞还是能够搞清楚的。具体的个案都可以搞清楚的。 　　唐建光：在事隔60年后，实际上杨老师的调查应该是从八十年代开始，八九十年代。其实这三十年来陆续有很多人去做研究，包括我们知道有一位余希广的先生，他也做了30年的研究，可能他正在写一个东西。包括此前有一位记者前南方周末的记者，叫郭伯松，他说希望自己去信阳彻底调查，信阳在大饥荒时的一些情况。包括我们看到的吴文光“饥饿计划”的青年人回乡的计划，让这些青年人拿摄像机、笔回到自己的村子。我知道他有16部片子已经出来了，全是青年人拍的，回到村子做纪录，刚才这部片子是其中一部。但是他发现很多村民是拒绝回忆。其实我们理解，当时为什么拒绝回忆？一个是怕给国家丢脸，我们有非常好的公民，但是我们还是缺少一种相应的作风。 　　我们对痛苦的回忆是选择性地进行遗忘。我们知道再过两个月，冯小刚的作品《1942》就要上映。我们的记者调查这个河南1942，其实发现一样的，他们很多人觉得这个事儿过了很多年了，还想它去干吗，研究它干吗？所以我想丁老师有没有发现这种选择性的遗忘？ 【丁东：人类会选择性遗忘 记忆有风险】 　　丁东：记忆和遗忘是一对矛盾，本来这个人类是区别于动物，他把这个东西记录下来就成为历史。为什么出现这种遗忘的现象？尤其是一种选择性的遗忘，或者是故意的遮蔽，这里面肯定是权力在这里起作用。权力会让你觉得这个记忆是有风险的，遗忘可能是安全的。这个权力的作用会形成一种导向。我觉得问题的关键是不是在这儿。 【第二问：写家史该如何去写？】 　　唐建光：现在我想要战胜权力的制约，一种方法就是所谓的公民形式，每个人来做记忆。像杨老师最早的动机也是从自己的家族史开始，从自己的父亲开始。现在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青年人用自己的方式进入到历史的纪录和传播。包括我们刚才讲的饥饿计划，还有一些人希望搞一些艺人村子化，程度一个村子的纪录者，并且做村子的转变和历史研究。我想这些计划都会打破权力和知识对历史的垄断。所以今天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我们说的是中国人的家史，其实我们有一句话，每个人是自己的历史学家。所以我们今天所倡导的是人人来写自己的家史，通过个体的家族的回忆构建一个国家的记忆。 　　我们今天在此前讨论主题的时候，当时就有一个最早的标题如何写家史，我想两位都是历史学的大家，能不能告诉我们如果写家史该如何去写，如怎么写有价值，如何找到这个价值点。 　　杨继绳：当时恐惧，有老太太说不要往回传，她是一种恐惧。家史也好，亲身经历也好，我们有很多老记者，这个不敢写，那个不敢写，这个不准写，那个不准写，没有不准写的只有不准发表的，现在好只有限制不能发表的，没有永远不能发表的。就要写下来，当然首先是实事求是，真实，历史的生命就是可信。除了主观动机以外，还有一个客观的观察分析能力一些科学方法。写家史没有一个宏观的知识客观记录一个时代。放到大背景更好，通细胞展示一个大背景的下的情况，大的政策，家庭的反应，每个人的心里反应。 　　丁东：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这些年个人写家史也好，写回忆录也好，现在越来越多，渐渐成为一种风气，如果现在我们和二三十年前相比，应该说现在的条件好多了，因为过去写了之后，如果出版不了，只能压在抽屉里，只能传给自己的后代。现在有了互联网，在互联上展示出来，就能够和很多读者产生互动，而且有可能成为公共的历史。虽然现在个人写的回忆录也好，家史也好，要想在国内出版，当然是有一定的难度。这个里面我觉得难度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表达的结果和国家的出版规范的要求是不是吻合，如果不吻合呢，可能你的出版就有一定的难度。 　　即使吻合，现在的出版社都是企业，还要看你这个书有没有市场，如果你这个书没有市场，那么就不一定接这本书，即使接但是你自己得贴钱，如果你进入不了市场，还得把这些书拉回去。随着技术的进步，现在有了数码印刷，有了这个数码印刷现在很多人写个人的家史，个人的回忆录，可以小批量印刷，100本、50本赠送亲友，也不需要通过出版社。这样的印刷品也是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有了网络，有了数码印刷。现在个人写家史、搞口述体应该是比前些年好多了，主要是大家做不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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