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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成关:中国基层权力“家族化”危机

http://www.CRNTT.com   2013-08-21 11:22:32  


 
  二是形成“老子当官儿当官”的“隐性腐败”。因为有血缘的特殊关系,处于血缘网织中的人可以在权力场域或格局中轻而易举地获得一席之地,质而言之,“血缘社会就是想用生物上的新陈代谢作用、生育,去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父死子继:农人之子恒为农,商人之子恒为商—那是职业的血缘继替;贵人之子依旧贵—那是身份的血缘继替;富人之子依旧富—那是财富的血缘继替。”

  三是形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规模效应。权力“血缘化”的惯势一旦形成,不光是家庭内部,所有与之有粘连或私人化的东西都有可能沾上腐败的光,正如冯友兰先生说的:“家族制度过去是中国的社会制度。传统的五种社会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中有三种是家族关系。其余两种,虽然不是家族关系,也可以按照家族来理解。君臣关系可以按照父子关系来理解,朋友关系可以按兄弟关系来理解。”因此,在权力的家族化过程中常常伴随的是诸如权力“秘书化”、“二奶化”、“情妇化”、“司机化”等现象,这也正是一位贪官落马,其妻儿老小、七大姑八大姨、秘书、司机、二奶等都难以摆脱干系的原因所在。

  伦理政治导致的人治主义效应。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实行德治和礼治的治理模式,仁为价值理性,礼为工具理性,毋庸置疑,二者在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发展治变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导致了政治的伦常化和政治统治过程中人治主义的泛滥和盛行,并遗留至今。众所周知,对国家的治理应该是德、法并举的过程,对于任何一方的偏废都将使政治发展偏离正常的轨道。由于传统政治文化过于倚重道德理性的政治优先性,所以在社会治理上,总是希冀于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而对为政者个人德行的过分倚重,却最容易导致人治主义,所谓“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中庸》),讲的就是这种道理。质而言之,人治主义的根本就是所有的政治问题都系于君主和大小官吏的德性修养、个人意志及其忠奸智愚之上。在这种规律之下,必然体现以人情治国为弊端的人治主义效应:

  一是官员法律意识淡薄,以人情干预或替代法律。由于重人治,而人治的毛病,往往变成我就是法律,生杀予夺完全由我,最后就变成没有制度,以人情干预或替代法律的事也就变成了一种常态,所谓“凡有狱讼,必先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而后听其曲直之辞。”(《朱文公文集.卷四十》)

  二是民主意识淡薄,以人情干预或处理政务。人治的另一重要特点就是讲究“关系主义”,任人唯亲,即根据关系的好坏、亲疏程度及对方是否有背景、资源来决定事情的办理方式,最终形成一张张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

  现实的体制性障碍

  近年来,我国一直正处于社会改革发展的转型期,遭遇和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和问题,加之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的影响,也给基层权力家族化现象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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