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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亚洲民主困局和中国的选择

http://www.CRNTT.com   2015-03-10 10:05:25

为什么具有这样的不一致性？无论是执政党还是一些社会力量所定义的民主，都受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影响。把民主视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最主要特征。即使今天的西方已经把民主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但在很多方面，民主仍然主要体现为一种制度技术手段。中国从一开始就把民主作为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来追求，导致了西方和中国在认识民主问题上的分野，也导致了中国执政者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分野。这种分野是如何产生的呢？这里至少有两个重要根源。   认识民主问题上的分野   　　首先，在中国开始追求民主时，西方大多数国家的民主制度已经确立起来，并开始把民主提升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来输出。今天非西方国家的民主，是西方殖民地主义的产物。西方在殖民地统治期间，是不讲民主的，至多讲一些法治。西方国家把民主作为意识形态和价值来推广，不过是近几十年来的事。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形式，在古希腊就已经存在，但阅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不难发现，民主只是一种政治手段。亚里士多德描述了希腊城邦国家所实施的各种不同政治制度或者制度安排，民主只是其中一种。从价值判断来说，他也并没有觉得民主有多么好，因为民主离暴民政治只是一步之遥。对民主尤其是激进民主的批评和反思，实际上也是西方学界的传统，这方面有大量的文献。   　　但是，当民主被整合和提升成为代表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时，就产生了一种“所有好的东西都是挤在一起”的现象，也就是说，把西方所有好的东西归结为民主。或者说，在西方的意识形态里，人们倾向于相信，是民主政治带来了今天西方的所有成就。但西方近代以来的大部分辉煌成就，和民主尤其是大众民主并没有多大关系。不过，民主这种具有高度整合性的意识形态，对西方以外的国家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非西方国家，都把民主视为必须追求的、能够使得国家强大起来的政治价值。   　　第二，这种分野，与民主在中国是从无到有这样一个事实有关。中国没有西方式的民主传统。根据钱穆先生的说法，中国历史上也具有一些民主成分，例如，分权、皇帝统而不治、地方自治等等。这些也属于民主因素，在西方的民主化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这些因素的存在，并没有促成中国形成类似西方的民主制度。中国把西方成功的政治经验概括为“民主与法制”，相信民主在先，法制（治）在后。但西方的实际过程恰恰相反，有了法治基础，才发展出可行的民主。所有西方国家在进入大众民主之前，都早已建立了有效的法制和法治。以法国大革命为例。法国大革命被视为激进的民主化，其形成的激进政治传统，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法国的政治生态。真正促成法国进步的是大革命之后的“反动”，尤其是拿破仑时期确立的“拿破仑法典”和官僚制度建设。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政治在后，这才是西方国家成功的经验。   　　但在中国，尽管许多人都追求民主，一旦掌握政权，便发现原来所追求的民主过于理想，既实现不了，也很难用于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因此，执政者就要去寻找另外的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制度手段。一旦“民主”革命成功，统治者对民主的立场就发生变化。但社会群体的立场没有变化，这便产生了统治者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分歧。这种情况发生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也继续存在于今天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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