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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的国

http://www.CRNTT.com   2012-10-23 14:46:37

在掌声还未停息的台上，他脑子里掠过了自己想要拥有的东西。“谁见过这样的大场面了。但这是光荣，是前途，是4个兜的军装，是上海牌手表，全钢防震，19个钻。” 　　不知在高密这家酒店的会议厅里，57岁的莫言来到讲台前那一刻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他此时戴的又是什么牌子什么质地的手表？ 　　21岁的管谟业“一屁股坐在那把坐过曹副团长、坐过新兵连指导员的椅子上”，那是一把红色人造革面的钢架折叠椅。他望了一眼台下，开始低头念稿子。 　　57岁的莫言除了看手表，头几乎没有低下过。他已经是见惯大场面之人。高密市一中的校园内有莫言文学馆，馆里挂着一幅巨大的照片，照片所拍场景是2011年法兰克福书展。作为中国作协副主席的莫言站在台上微笑，他身边站着的依次是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这次书展上，当一位身处海外的异见人士出现的时候，许多中国作家选择了退场。这也是莫言遭到批评的一次事件。 　　1976年，念完稿子的管谟业走下讲台，听到班长低声对他说：你这个混蛋，彻底完了！他懵了，已经无心观看接下来的文艺演出。回到宿舍后，追问班长到底是怎么回事。班长说，“那凳子是首长坐的，你也配坐？你不站着讲话，竟敢像首长一样坐着讲！你稀稀了（当时的流行语），等着明年回家吃地瓜去吧。” 　　莫言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我的眼泪刷的就流下来了。我一个老中农的儿子，费了千辛万苦才当上兵，原本想在部队好好干，提成军官，为父母争气，与地瓜离婚，谁知道这样简单就稀稀了。” 　　管谟业是那么希望逃离家乡的土地。他曾幻想：“假如有一天，我能幸运地逃离这块土地，我决不会再回来。所以，当我爬上1976年2月16日装运新兵的卡车时，当那些与我同车的小伙子流着眼泪与送行者告别时，我连头也没回。我感到我如一只飞出了牢笼的鸟。我觉得那儿已经没有任何值得我留恋的东西了。我希望汽车开得越快、开得越远越好，最好能开到天涯海角。”当汽车停在一个离高密东北乡只有两百华里的军营，带新兵的人说到达目的地时，管谟业深感失望。“这是一次不过瘾的逃离。” 　　管谟业的故乡——高密东北乡是一个什么样的所在？莫言作品和讲话中反覆提到的“东北乡”是过去年代的称呼，现在叫高密疏港物流园区。此地位于昌潍大平原与胶东半岛交接处，地势低洼，河道密集，夏季时常常水涝成灾，曾经广种高秆作物，比如高粱。高粱成熟的季节，这是一片火红。 　　21岁的管谟业在新兵大会上讲话后不久，被“发配”到了渤海边的黄县。除了站岗就是下地干活，与原来的农村生活相比，没有更好，反而更差。渤海的风浪中，他已经看不清上海牌19钻全钢手表的模样。 　　站岗的枯燥生活中，管谟业开始了文学创作。他最早写了一篇《妈妈的故事》。“写一个地主的女儿（妈妈）爱上了八路军的武工队长，离家出走，最后带着队伍杀回来，打死了自己当汉奸的爹，但‘文革’中‘妈妈’却因为家庭出身地主被斗争而死。”这篇小说寄给了《解放军文艺》。“当我天天盼着稿费来了买手表时，稿子却被退了回来。” 　　手表再次清晰地浮现的时候，已经是1981年。给自己取了笔名莫言的管谟业通过自己的努力写作，在1981年和1982年之间，于河北保定文联办的《莲池》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和《丑兵》，挣了144元稿费。他用这些钱实现了自己的手表梦。 　　戴上了手表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的作品被文坛老前辈孙犁所欣赏。孙犁对莫言进入更多人的视野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莫言的文学时间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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