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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既得利益集团的策略选择 | |
http://www.CRNTT.com 2014-06-09 08:33:30 |
观点三:即使是消除既得利益也需要策略 不少学者主张,当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须首先冲破既得利益集团阻碍,主张当政者必须要有当年“杀出一条血路”的决心和勇气。“突破既得利益者重围”、“再杀出一条血路”,这样的提法可以调动情绪,但如果策略运用不当,结果未必如愿。 著名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Gerard Roland)曾比较了不同改革思路在克服改革中利益障碍上的不同效果,对我们很有启发。在不考虑其他因素情况下,围绕某一目标,一项一项地渐进出台改革方案,越到后来,预期上给反对者压力越来越大,而时间上也给了反对者充分酝酿并采取行动的机会,所以很可能导致利益冲突不断加剧并最终终止改革。而如果把所有方案“打包”一揽子推出,根本不会给反对者以感受压力和采取行动的时间,因而可以大大降低改革的阻力,使改革得以推进。 如此看来,中央政府出台了一揽子性质的《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而不是把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进行分拆然后一点点实施,可能在排除既得利益者阻力上是最可行的。 世界银行对于如何突出“既得利益者”重围也提供了一些很好的思路。[8]报告认为,“亲近穷人的服务供给改革”一定会带来“既得利益集团”阻挠,因此,需要对由此产生的“棘手政治问题进行管理”。其思路对于当下中国分配性改革进程中防止利益集团干扰也很有启发性。 一是要“尽可能早地保证获得广泛和持续的支持”。在早期可在不去触动既得利益的前提下,收入分配改革要尽快让一个数量更大分布更广泛的群体普遍受惠,这一群体一旦成为社会中产阶层,就会与反对者的力量发生逆转,改革就能得到广泛的持续的支持。 二是要对各利益集团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既得利益集团因为追逐后续的共同利益而串谋在一起。按世界银行提供的方案,“应该在亲近穷人的改革实施之前、之中和之后,使那些拥有否决权的反对者边缘化,利用其阶层中的裂痕来改变赢家和输家的静态数字对比”。比如,利用社会舆论的压力,使个别获取高额垄断利润但社会分红却很少的行业中高管,淡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决策过程。 三是要“言必行,行必果”。中央政府出台任何一项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出于自利的既得利益集团总会试图抵消政策对他们造成的损失。而政府也完全可能要么因为原来的方案本身受到干扰,或者原来的方案已与变化了的形势不太适应而改变原来的方案,其结果,不仅使政府出台的这项方案失效,而且更严重的是使政府因为丧失公信力而使得调整分配格局能力不断下降。因此,最好的方案就是“一旦出台,从不改变”的方案。惟其如此,才能真正使强势集团退却。 四、治本之道是需要一场“社会保护”运动 当前,中央政府正在将已经出台的《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进行细化,然后将责任落实到各部门,试图通过此真正扭转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 但依笔者之见,如果没有一场旨在约束市场和资本的社会保护运动,《意见》不可能得到真正落实,且即使落实了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分配的社会公平问题。 波兰尼用了“嵌入(embededness)”一词,强调市场交易对社会构架的依赖程度。在波兰尼看来,主流经济学的错误,正在于他们试图让“经济脱嵌于社会”,“让社会的运转从属于资本的逻辑”。这其中,让劳动力、土地等也进入市场,任由资本摆布,就是资本与市场入侵社会的最突出例子。这种“脱嵌”的努力不仅不能成功,反而会造成“经济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全面紧张”。为此,政府必须主动控制市场扩张的限度,保护社会免遭市场的侵犯。否则,“市场威胁社会”而造成“社会”的巨大反弹,而且这种反弹可能会对追求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努力造成更大的致命伤。而政府需要采取的关键政策就是约束资本,保护民生。 反观当下中国的贫富差距,我们也很容易发现两个现象:一是1990年代以来快速市场化过程中,先有商品市场化,资本市场化,后才有劳动力与土地等所谓生产要素的市场化。但分配差距激剧拉大,恰是在劳动力与土地市场化、定价权几乎完全由资方来确定之后的事。二是当下中国贫富之间真正的差距在于财富差距,而非简单的收入差距。实际上,行业与职业之间工资收入差距并不如想象的大,而且较固定甚至可以缩小。财富的差距才是真正的差距。它体现于资方为劳方定价上,更主要体现在房地产上。是否拥有房地产不仅意味着直接的财富差距,还因为房地产在资本市场上是最好的抵押物,从而决定了个人是否有进入资本市场的资格。不拥有房地产或仅拥有自住房产的个人,是被资本市场排斥在外的;而拥有房地产尤其是很多房地产的个人,就可以有效利用“复利这一资本主义最伟大的发明”,玩起“钱生钱”的游戏,从而不断拉大与仅拥有劳动这一生产要素的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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