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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既得利益集团的策略选择

http://www.CRNTT.com   2014-06-09 08:33:30

“欲知大道，必先读史”。美国“进步时代”的历史则表明，只要政府采取了约束资本、保护民生的旨在促进平等的社会政策，是可以有效解决分配难题的。 　　19世纪的美国，十分接近于纯粹自由放任的社会。这一纯粹自由放任的经济体系被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戏称为“无政府主义加警察”。1880年，美国工人实际工资比1870年还要少31美元，劳动时间却延长了一个半小时。于是，“工人和农民中酝酿着愤怒情绪及跃跃欲试的战斗欲望”。每年都有几十次全国性大罢工。面对日益突出的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一些接受了英国费边社传统和德国社会民主传统的海外经济学人，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美国，艰难地引进并传播了社会改革的思想。他们呼吁政府要承担起新的责任，“建立起了一个广泛而复杂的规范性结构，以便在大资本与原本处于弱势的工人之间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 　　他们的呼吁转化为系统性政策一直等到了“罗斯福新政”。而有意思的是，作为总统的罗斯福和他同样旨在约束资本的新政，一开始也遭受了顽强的狙击：杜邦、通用汽车和其他公司支持反罗斯福的自由游说者，反对新经济政策。反对社会保障。许多经理憎恨罗斯福。他们认为，他把共产主义带到美国，并且把他的名字改为斯大林•Delano•罗斯福。在1935年，为阻止一项限制企业权力的法案通过，一些资本家联合起来向国会发了25万封信和电报，并组织一项流言活动，说罗斯福是疯子。 　　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即不偏向任何利益集团，而把中心关切指向经济增长。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但是，把中心关切指向经济增长的政府，必然是“亲资本”政府。从一般理论看，与农业时代劳动力是最重要生产要素不同的是，现代工商业经济增长更多依靠于资本投资。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拉动，人均拥有的资本量甚至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一地发展速度。而要使资本要素拥有者多投资，必须给其以更高的激励，这势必会压低其他要素收入。所以，如果政府将重心放在“经济增长最快化”，会造成各级政府本能地“亲近资本”，给资本要素所有者以“超国民待遇”。地方政府之间在经济增长率上进行竞争，导致了“招商引资”大战。最后，导致政府职能异化：从省长、市长到县长、乡长，都成了“董事长”。进入新世纪以来，当房地产成为经济增长支柱性产业，当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最方便快捷的“钱袋子”时，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一起，自然而然结成了“神圣同盟”。 　　曾有一个极端的例子：某外资企业长期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作为中方劳工工资上限，引发劳工不满并采取罢工行为。在外企答应提高劳工待遇情况下，地方政府出面干预，认为这家外企单方提高职工待遇行为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最终可能因劳工工资标准普遍提高抬高企业成本，“恶化”投资环境。应该说，中国劳动力工资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例近些年一直下降，与此有很大关系。因此，中国当下要想从治本意义上解决分配公平性问题，也必须有一场旨在约束资本的社会保护运动。 　　突破口仍然在于通过政府职能转变拉开政府与资本之间距离。我们都知道，在经过“进步时代”之后，成熟市场经济体的发达国家，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划分一般应该是：政府目标函数是全社会福利最大化，而效率问题主要由市场有秩序运作来保证。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大国，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与市场体制改革中必须积极作为，这决定了各级政府角色必然有区别于发达国家政府定位。但即使如此，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迅速增加，政府必须要转变职能重点。即职能重点不应该再是直接抓“GDP增长最快化”，而应该是抓社会建设尤其是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在社会管理中，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协调全社会利益关系又是当前优先考虑；在公共服务中，以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优化公共资源配置，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基本服务均等化是优先目标。 　　五、余论：呼唤新一轮思想解放 　　中国改革进程中分配性冲突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却遭遇重重阻力。在今天的中国学界尤其是经济学圈内，批评资本与企业家，与为政府合理行为辩护，已经被认为是一个可能危及到“饭碗”的高危行为；而另一方面，主流经济学家仍然坚持认为，市场化不够，政府管得过多。包括波兰尼批评过的劳动力与土地市场化，被主流经济学家认为“远远不够”。政府掌握着用以进行再分配的资源及政策，都受到来自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而他们丝毫不顾及他们的老师萨缪尔森在标准版教科书中都赫然写着：“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就逐渐离开了过去的信条‘统治最少的政府是统治最好的政府’。” 　　所以，要发起社会保护运动的前提，也可能是需要一场类似当年真理标准大讨论那样的思想再解放。 　　有意思的是，美国“进步时代”也是一个由平等主义思想启蒙推动的进步时代。美国由平等主义引领的“第三次觉醒”运动中“出现了一种新的道德伦理，其标准是条件平等而不是机会平等”。但有意思的是，把贫困当作个人的事，把贫困的人群归为市场竞争失败者，这样的观点，在今天的中国主流经济学界甚至部分政界高官，都有很大的市场。 　　与35年前的思想解放相比较，这一轮思想解放应该有自己的特色。35年前，因为得益于毛泽东时代几乎剪除了一切利益集团，改革的最大阻碍其实来自于传统教条式马克思主义观念，因此，改革以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头。35年后的今天，对收入分配这项事关中国未来的大改革，阻碍最大的已不是旧观念，而是既得利益—这恰与35年前相反。因此，这一轮思想解放，也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必须高树公平正义这杆社会主义旗帜，以观念凝聚共识，以主义的旗帜汇聚力量，去压倒特殊利益集团，去拆散旧既得利益格局。 　　当然，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且充满争议与歧路的论题。但要想突破困局，我们必须破题。   　　来源:《文化纵横》　 作者：卢周来（当代中国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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