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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的“后悔”

http://www.CRNTT.com   2014-12-17 12:15:34

以郭沫若的性情和作派，是否会因国民党的“无理取闹的攻击”而打击自己的写作兴趣，颇可置疑。《屈原》创作并公演后，遭到的攻击并不少，郭沫若斗志昂扬，兴会淋漓，连续创作同一旨趣的《虎符》、《高渐离》、《南冠草》等作品，兴趣不但未遭“打击”，某种意义上倒是刺激了创作欲。那末，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个创作计划最终未能实现，并成为作者的终身遗憾呢? 　　其实，也就在《抗战八年的历史剧》一文中，郭沫若已谈及创作此剧之不易：“我曾经也想把这一段史实写成一件艺术品，可是把这样繁杂的事件，包括在一个剧本里，是不太容易的事，就没有动手写。”郭沫若纵然是位“言志”意识强烈的革命家，但写作史剧迥异于以逻辑思维见长的史论。他在这年2月所写的《关于李岩》一文中，也谈到艺术构思的艰难：“我自己本来也想把李岩和红娘子的故事写成剧本的，酝酿了已经两年，至今还未着笔。在处理上颇感困难。假使要写到李岩和牛金星的对立而卒遭谗杀，那怕是非写成上下两部不可的。”在这篇短文中，郭沫若提到李一氓根据《甲申三百年祭》改编的京剧《九宫山》，并不认同此剧的艺术处理：“红娘子劫狱之后，向李岩求婚不遂，遂拔剑自刎。这虽然也是一种处理法，但觉得未免太干脆了。” 　　郭沫若自有其艺术追求。在连续写出取材于战国时期抗秦自救的《棠棣之花》、《屈原》等四部史剧之后，郭沫若还写过一部自己颇为看重，却不为同一营垒中的人士看好的《孔雀胆》。这种艺术的误解倒是有可能对作者产生某种消极的影响。对这一时期历史剧创作的压轴之作《南冠草》，作者并不满意回复先前几部剧作旧境的艺术处理，很希望能有一种超越自我的突破。虽然这期间他有不少的创作计划未能付诸实施，诸如钓鱼城抗元、戚继光斩子、王安石变法，但没有一出如“李岩和红娘子”这样念兹在兹，长期酝酿而终未开笔的。 　　看来艺术构思的艰难是一个重要因素。这艺术构思不仅在于剧情的安排，人物关系的设置，更重要的是意境的蕴籍。直白地说，这艺术构思包含着最具决定意义的并非纯艺术的因素。 　　这需要回到《甲申三百年祭》的文本上来。这篇史论主要论述三个历史人物：朱由检(崇祯)、李自成、李岩。前两位是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而李岩则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有的学者甚至否定其存在。然而细读全篇，不难看出，作者竟以三分之二左右的篇幅论述与李岩相关的史实。作者对李岩有极高的评价，认为“有了他的入伙，明末的农民革命运动才走上了正规”。这就不难看出作者的重心所在。作为一个经历过“革命春秋”的政治活动家，郭沫若在史论的结尾部分有这样一段感情凝重的论述： 　　大凡一位开国的雄略之主，在统治一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戮功臣，这差不多是自汉以来每次改朝换代的公例。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农民运动的利益迟早也会变质，而他也必然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说是断无例外。然而对于李岩们的诛戮也未免太早了。假使李岩真有背叛的举动，或拟投南明，或拟投清廷，那杀之也无可惜，但就是谗害他的牛金星也不过说他不愿久居人下而已，实在是杀得没有道理。但这责任与其让李自成来负，毋宁应该让卖友的丞相牛金星来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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