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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智库：再论中国南海主张的代表权问题

http://www.CRNTT.com   2021-06-14 00:02:56

第二，法庭考查证据（Assessment of Evidence），全凭法庭判断最终决定，甚至可考察和采纳“违背己方利益证据”。〔16〕具体而言，（1）考查证据效力，间接证据系作为直接证据的补充，其证据效力远低于后者，在不能取得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法庭可采纳间接证据。比如，国际法院1949年科孚海峡案，法庭在不能实地调查取得阿尔巴尼亚证据时，采纳了英国提供的间接证据。〔17〕（2）法庭可检视一些特别证据，即诉讼方具特定身份的人，作出对己方不利的声明。若由高阶官员作出且公开发表将会归于该当事方，尽管该证据违背当事方利益，但法庭认为仍可自由评价该证据。〔18〕但，从国际法院1984年尼加拉瓜诉美国军事行动案看，法庭采纳“违背己方利益证据”呈现两个限制：1、己方高阶官员，系美国政府系统内部的高级官员，法庭虽未言明其具体官阶，但有一定代表性且一定程度可反映政府意志；2、在美国不到庭情况下适用。〔19〕 　　2013年8月27日，南海仲裁庭公布《仲裁规则》，〔20〕该案证据规则对自由裁量权的规范似乎秉持国际法院之做法，体现在： 　　第一，证据来源者资格。《仲裁规则》第22条（证据规则），未规定证据必须源于原被告双方。故，南海仲裁庭在证据来源者的资格上，可自行决定何者以证人或证据提供者身份参与南海案。除了原告菲国参与南海仲裁案举证，有来自第三方学术机构，比如，台湾地区的国际法学会（CSIL）以法庭之友名义（Amicus Curiae）向仲裁庭提供证据和建议，为仲裁庭所接纳、考查、评价。〔21〕 　　第二，仲裁庭考查证据可自行决定证据取舍。《仲裁规则》第22（7）条：证据的可受理性、相关性、以及证据效力的权重等均由仲裁庭决定。换言之，仲裁庭掌握考查证据的最终决定权，无论何种证据形态、种类，当然包含了不利于自己一方的证据。 　　3.2南海案之关键：程序审理（可受理性和管辖权问题） 　　菲国于2014年3月30日正式向南海仲裁庭提交了诉状，但中菲两国对程序问题持相反立场，中国认为仲裁庭无管辖权，故不到庭和拒交答辩状。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附件七第9条，中国不出庭时，仲裁庭对于菲国所提主张之检视不得马虎为之，仍需查明程序问题：（1）是否真实存在争端（可受理性问题）；（2）是否对争端有管辖权。倘若仲裁庭通过程序审理门槛则进入实体审理，反之，则无后续审理之必要，因此，程序审理可否跨越两大门槛（可受理性和管辖权问题）成为南海案之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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