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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运动中的“民族命运与个人使命”

http://www.CRNTT.com   2012-07-22 12:28:31  


清华大学教授秦辉
  中评社北京7月22日讯/此间经济观察报日前登载知名学者秦辉的文章《知青运动中的“民族命运与个人使命”》,内容如下:

兵团知青和插队知青

  最近热播的电视连续剧《知青》以及关于“知青一代开始左右中国命运”的种种说法使人再次关注那场影响巨大的运动。与任何一国、一地、一个行业或“一代”之类的群体一样,“知青一代”的经历与价值观也是多元的——我甚至认为“知青一代”的多元更为突出。所以我反感那种动辄声称代表一国或一代人立言的说法。我只是作为当年知青中的一员谈谈自己的想法,我想这些想法还是可以引起讨论的。

  要说明的是,当年的“知青”其实分属两大类:农场或“兵团”知青与插队知青。有时人们会把“回乡知青”作为第三类,事实上1950年代最早的“知青”还多是指他们。因为那时户籍身份制尚不严密,中学生也还奇货可居。在“大跃进”以前的工业化初潮中,农民子弟中学毕业“安排工作”的几率很大,回乡务农遂成为一种特别现象,谓之“回乡知青”。但是后来户籍身份制严密了起来,而且中学也算“普及”了(尽管“普九”直到世纪之交还在搞“攻坚战”,但文革时期基本上只读读“毛主席语录”的“戴帽初中”,即国家完全不投钱、“小学毕业教中学”的“大队办初中”的确一度非常普及),“农之子恒为农”遂成为理所当然,农民子弟读了中学回来继续务农与一般农民无异,国家的“知青政策”通常也不涉及他们。那时有些城里干部与其他“城里人”的子女不愿到国家指定的地方“插队”,而自行联系到父母原籍农村,“回乡插队”,那也算“插队”,与农民子弟回乡仍是不同的。所以大规模知青运动时期所谓的“知青”一般就指插队知青和农场-“兵团”知青,是不包括“回乡知青”的。

  而这两类“知青”其实也有很大区别:“兵团知青”虽然也很艰苦,但当时算是分配了“正式工作”,领的是“国家工资”。虽然“工资”极其微薄,但仍比当时绝大多数农村生产队的“工分”收入高而且稳定。他们生活在国有农垦“单位”中,自成一种独特的“知青社会”或“兵团社会”,其实与通常的农村/农民接触很少,甚至完全是隔绝的。他们的身份,好听的说法是“兵团战士”,实际是农场职工。虽然无法与在城就业相比,但在大规模知青运动初期,由于他们的“待遇”一般好于“插队”,还是令人羡慕的去向,那时无法留城就业的毕业生中,很多人曾千方百计找门路去“兵团”而不愿去“插队”。

  但是,也正因为他们的身份算是国家职工,后来的“招工”一般就与他们无缘,只有“招生”(到大学当“工农兵学员”,那时没有“高考”,这种招生几乎完全是政治选拔)和“招干”适用于他们。而作为知青出路的这“三招”中,“招工”无疑是大头,招生招干的规模都不能与之相比,而且政审之类的限制也严苛得多。于是通过招生招干离开兵团的几率要比通过“三招”尤其是招工脱离“插队”生活的几率小得多,所以“兵团知青”的知青生涯往往比较漫长,超过10年的不算罕见。大量兵团知青都是在改革初期上山下乡政策取消后的“返城大潮”中集中返城的,后遗症(由于成家、大龄等原因回城后生存与就业都很困难)也更严重。事实上在知青运动后期,去“兵团”已经比“插队”更不受知青们的欢迎了。

  而“插队知青”则直接被打发(“插”)到农村生产“队”去当“人民公社社员”,实际就是当农民。他们与一般社员一样“挣工分”,没有稳定收入。除了“知青政策”规定的一些照顾(主要是少量的“安置”费和第一年的生活费)外也没有什么社会保障,绝大多数人在整个知青生涯中经济都不能自给,要靠城里家庭资助。他们没有兵团知青那种“职工”身份,又不能获得“贫下中农”的“红色成分”,永远只能是非工非农的“接受再教育”的一群人,如果不脱离“插队”,老死了也只能叫“知青”。因此无论经济条件还是政治身份他们都不如那些“兵团战士”们,但他们真正是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农村当过农民的人,对农村状况农民生活的了解应该说是超过兵团知青的。

  而由于他们不被认为拥有“正式工作”,所以和农民一样当时都属于可能被“招工”的对象。又由于那时当局心里清楚他们实际上很难在农村“扎根”,时间长了难免成为不安定因素,只是因为经济萧条不得不推迟他们的就业,所以多数情况下,那时的下乡“招工”政策还是向“插队知青”倾斜的。事实上除了一些有门路的农村基层干部子弟可以抢夺知青的“三招”名额,一般农民子弟的招工机会还因为知青的存在而严重地减少了,这也是当时所谓知青运动造成“三不满意”中的“农民不满意”的一个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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