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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失踪的大师

http://www.CRNTT.com   2013-01-02 09:22:43  


 
  学生宋文熏说,“李济是个被上级、同僚、晚辈、学生害怕的人。”因为他的严肃,后生晚辈平时都不敢去打扰他。李霖灿是少数例外之一,他常借故去陪他聊天,因为能和他谈一谈昆明龙头村和李庄张家祠堂的人越来越少了。能谈谈安阳的人就更不用说了。

  1977年,李济最后的生命之作《安阳》出版前后,老友费慰梅(费正清夫人,李济总开玩笑说费正清是“亲共分子”)去台北拜访他,也许是感觉李济已经到了“该给人们留下点什么”的年纪了,她专门请他作了两次口述。几个月后,费慰梅把记录发给李济修订和补充,请他谈谈“在你长长一生中自己认为最值得一提的见解,以及最快乐和最痛苦的经验”。

  半年之后,李济才回了他“所能写的一封够长的信”,除了谈到两个具体的问题,他也坦陈了自己的心境:

  几个月来我受到某种无意识的禁忌所抑制,没有写任何东西,甚至跟我的好友和亲属也没有通信。……我至今还不想去让医生检查身体,因为这种感觉只是逐渐发展起来的,至于我的感觉器官和身体其他部位的衰退,早在我过完八十岁生日之后就已经出现了。这是否就是通常所说的岁月的重担?我不知道。

  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正在飞速变化,这是你十分清楚的。是否这些身边的新事物触犯了我的情绪,我也说不好。但是,和我有着同样观点和感情的老朋友们一个个地逝去,无疑削弱了我对周围事物的亲密感……

  1979年7月14日,李济对宋文熏说,他正计划写一本与最初的著作《中国民族的形成》同名的书。二十多岁时,他在自撰的简历中写:“他的志向是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级出来。要是有机(会),他还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始源出来。”

  他做了一辈子考古,并不只是为了研究“古物”,始终不曾忘情的是寻找“中国人的始源”。在这一意义上,他仍然是个人类学家。

  第二天,他在给学生许倬云的信中慨叹:“世事日恶,不知终于会变成什么样子。你年轻,或许会往乐观方面想;我已老衰,眼前实在看不见出路。”

  半个月后,8月1日,李济突发心脏病,离开了这个他越来越觉得疏远的世界。那天,正是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成立30周年。

未曾面对面的“重逢”

  李光谟觉得,冥冥之中是有感应存在的。

  那天,女儿李宁的一个同学在楼下叫她,她站在阳台上朝下面说了几句话,回到屋里,莫名其妙摔了一跤。以为女儿身体出什么问题了,到医院检查,都正常。3个星期后,他收到张光直寄来的讣告,一看父亲去世的时间——上午9点半,正是女儿摔那一跤的时候。

  李济的遗嘱是,多留点钱给李光谟,少留点给李光周,总体上持平。他觉得亏欠了大儿子。

  1982年,李光谟向夏鼐提议,把自己分得的钱捐出来设一个“李济考古学奖”。最初夏鼐非常兴奋,说,应该应该。但李光谟托人把钱寄回国后却找不到夏鼐了。后来一位朋友告诉他,考古学会理事会上有人问起过这事,夏鼐的回答是上头不批:大陆第一个考古学奖,不能以一个去了台湾的人命名。

  1985年,大陆出版《安阳殷墟头骨研究》,收入李济的两篇论文,夏鼐在序言中称李济是将体质人类学引进中国的前辈学者之一。这次他没有再回避他们的师生关系。

  当年6月,夏鼐去世,大陆考古学界的最高奖最后以他的名字命名。

  父亲去世之后,李光谟好几次想去台湾看看。就像当年寄信一样,他也想过先到美国、再转台湾的办法,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实现。直到1995年李济百年诞辰,他才终于成行。在台北的一个公共墓园,女儿陪他去看父母的坟,上次见面后,又过去了35年。

  那些天里,故宫博物院专门作了一个为期8 天、每天8小时的“特展”,展品只有一件:李济在西阴村所发掘的半个茧壳。

  李家在台北的住所没有管好,被盗了几次,值点钱的东西都喂了梁上君子,李济的一些书稿也出现在旧书店。在他晚年蒋经国跟他来往较多,逢年过节总要拜访拜访老知识分子,彼此还有不少通信。

  这些信李光谟一封也没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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