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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义灭亲”式告密不仅仅是文革之痛

http://www.CRNTT.com   2013-08-10 10:52:50

这类告密也不仅仅只是“文革”之恶 　　文革期间的“大义灭亲”式告密，既以“阶级情感”为准绳，自不可能仅仅发生在文革期间。“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中所发生的“大义灭亲”式告密的数量，绝不会比“文革”期间更少。所以，若仅仅局限在文革范畴内反思“大义灭亲”式告密，仅仅将其视作“文革之恶”，这样的反思就难免有失偏颇。 　　“大义灭亲”式告密不是“文革”特产，自50年代起即已泛滥 　　事实上，对“大义灭亲”式告密的鼓励和宣传，早在文革之前即已开始。以1952年“三反运动”中的《人民日报》为例，1月24日报道了《北京市第五中学青年团员王世桓检举他父亲贪污行为》；2月4日报道了《北京大学学生展开坦白检举运动不少学生检举了自己亲属的违法行为》；2月6日，报道了《许东才站稳人民立场检举奸商父亲》；3月8日，又报道了《门头沟机电厂职工家属大胆检举和规劝丈夫坦白》…… 　　从这些报道里，不难看出当时的宣传，竭力有意突出“阶级情感”与“血缘情感”之间的斗争。譬如：“在运动开始时，（北京大学的）很多同学对检举贪污是有顾虑的。但随着运动的展开，同学们对这一次运动的认识渐渐提高，顾虑也逐渐打消。中文系二年级同学胡祥达在运动开始时，想起他的家里有两本账簿，其中一本是专门对付收税人员的假账。他想动员他的父亲坦白，但是怕他的父亲说他‘忘恩负义’，因此他把这事放在心里没有说。后来他记起‘中国青年’杂志上批评郑辉人包庇地主家庭一事时，立刻恍然大悟，就一方面向天津工商业联合会节约检查委员会检举他的父亲，另一方面动员他的父亲坦白。到一月二十日止，北京大学检举的案件达一百九十三件，其中百分之四十是检举自己家属的。”“王世桓看出他父亲心中有病，就对他解说人民政府的政策，希望他赶快坦白。但他依旧不肯低头认罪。王世桓最后对他说：‘你不坦白，我要向学校方面检举你。’他父亲听了非常气愤地说：‘我把你养大，你却要检举我，你还有良心吗？我要是特务，你也要检举？’王世桓坚决地回答他：‘你要是特务，我更要检举你！’” 　　“文革”期间大量干部子弟被逼加入到“大义灭亲”式告密队伍，这是一个特殊之处 　　“文革”期间的“大义灭亲”式告密的特殊之处在于：在此之前，“大义灭亲”式告密的主体，以“右派、“地主”等“阶级敌人家庭”为主；1965年毛泽东批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1966年“文革”爆发后，干部家庭子女遂大规模加入到“大义灭亲”式告密的队伍中来。如陈丕显之子陈小津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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