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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罗获奖　实至名归

http://www.CRNTT.com   2013-10-15 12:26:38

《纽约客》专访门罗：我从不自认是女权主义者 　　[导读]“我确实认为做男人并不容易。试想，在那些贫瘠而暗无天日的年代，男人还必须养家糊口，他们会面临怎样的压力？” 　　腾讯文化讯 （编译/有毛僧 原文来源于《纽约客》，作者DEBORAH TREISMAN） 　　2012年，门罗接受纽约客专访，畅谈自己写作风格与形成因由。她说自己最初写作举步维艰，但在“加拿大文学寻找”这场浩大文坛活动中，她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并在某种程度上帮助她脱离了文字困境。门罗提到了自己撰写短篇的习惯，“需要提前构思良久”，她承认自己落笔极快，但后期修改十分漫长。 　　门罗向这位记者，也就是她当时新书《Dear Life》的编辑，介绍自己早年的阅读喜好与写作生活。在大学时，门罗结识了后来的伴侣，只因“他愿意带我去西海岸”；她讶异地发现，在整个家族中，几乎每一代都出过作家，所以她得出结论“苏格兰人无论有多贫困，最无法放弃的就是阅读本身”。她回忆母亲，并将对她的回忆融入自己的作品，在字里行间去凸显她的悲惨、不公待遇与女性的勇敢。这位2012年已经81岁的加拿大女作家说，“我是一个最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在采访最后却似乎略微矛盾地回答，“我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我确实认为生为男儿身并不容易。” 我大学时遇到我想结婚的男孩 此后可一直写作 　　Deborah Treisman：在你的故事里，几乎所有那些试图打破平庸藩篱的女孩，都携带某种个人主义瑕疵。对女性来说，个人主义往往不合时宜。你是否会竭力避免这一点？ 　　门罗：我生长的环境让我相信，“想获得关注”或者“认为自己很聪明”是最坏的事。我的妈妈打破了这个禁忌，最后“受到了惩罚”得了帕金森综合症。（这个原则针对我们这样的乡村人，而不是针对城里人）。我想过生活——那种被众人所接受的、有隐私的生活，我想做所有容易被接纳的事。 　　我所认识的女孩几乎都没有上过大学，我认识的上过大学的男孩也极少。上大学时我只获得了两年奖学金，但在那时，我遇到了一个想与我结婚，并准备带我去西海岸的男孩。此后，我就可以一直写作了。（这正是我在家里的时候一直向往的生活。我们都很穷但周围总能有书相伴。） 　　Deborah Treisman：你写了很多陷入婚姻困境、育儿困境的年轻女性，她们内心挣扎，渴望拥有更多。你也结婚很早，二十四五岁就是两个女儿的妈妈了。你是如何在尽到妻子的义务、母亲的责任以及想当作家的雄心之间获得平衡的？这有多困难？ 　　门罗：真正将我彻底击溃的绝不是家务或孩子，我一生都在做家务。真正让我困惑的是一些对于女性的歧视性评价。这些评价让写作这件事变得古怪且不得体，甚至刻意被忽略。不过，我也交了一些朋友，她们也是女性，喜欢开玩笑，以及偷偷读书。我们在一起生活得很愉快。 　　真正的问题是写作本身，我常常写不好。我也经历了写作的“学徒期”，提笔最初我从未想到会如此困难。幸运的是，当时有一个关于“寻找加拿大文学”的激烈讨论，多伦多那些关注的目光，将我从困境里挽救出来。 我比其他人更以自我为中心 　　Deborah Treisman：《Dear Life》里面有四篇小说你描述说“不像小说……感觉像自传，虽然不是，有时候又觉得它确实是自传。”（其中一篇，也就是用作书名的一篇Dear Life被《Deborah Treisman》认为是回忆录而非小说。）这些小说很像梦——充满容易忘记也难以理解的童年破碎片段。这些是源自你当时的日记吗？ 　　门罗：我从不写日记。我只是记得经历了很多事情，而且我比其他人更以自我为中心。 　　Deborah Treisman：在这四篇中，你母亲都扮演了同一个角色。在1994年《巴黎评论》的一次访谈中，你说，你母亲是你生命的中心。直到现在，是否依然如此？ 　　门罗：我想，我母亲依然是我生命中的重要一员。因为，她的一生如此悲惨、如此不公平，她却依然很勇敢。或许也因为当我年幼之际，她却坚持要我参加星期天学校朗诵班吧。（当时我才7岁左右，死活都不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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