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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懂得”那个时代的人走了

http://www.CRNTT.com   2014-09-12 14:14:14

现在是要创造若干个中国化的西方哲学的时代 　　王：您曾把佛教与中国文化作为一个研究方向，我想，您是想通过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进而研究中西文化的融合问题，后者才是您的重点。您认为中西文化应该如何融合？ 　　汤：去年北大与哈佛大学联合开了一个会议，我在会上作了一个报告，题目是：《走出“中西古今”之争，会通“中西古今”之学》，我以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为参照系，来谈这个问题。佛教传入中国经历了三个阶段，一个阶段是它附会中国的文化；第二个阶段是与中国文化发生了很多矛盾；第三个阶段就是出现了很多中国化了的佛教宗派。我们跟西方文化的接触，从利玛窦开始，有400年了，如果不算利玛窦，从鸦片战争算起，也有150年了。我觉得我们现在是处在相当于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的过度阶段，也就是要创造若干个中国化的西方哲学的时代。 　　为证明我的观点，我举了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冯契先生（已故华东师大哲学系教授）。我认为他是上世纪末中国最应受到注意的哲学家。冯契先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者，但他力图在充分吸收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分析哲学的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他的《智慧三说》可以说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分析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结合得较为成功的典范。我觉得他做得最好的，是用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来解释中国哲学问题。他不是用实践的唯物辩证法讲思维存在关系问题，而是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来讨论中国哲学“性与天道”的问题，（“性与天道”问题主要不是讨论认识问题，而是讨论人生境界问题）。 他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他对这个命题的解释是：“哲学理论一方面要化为思想方法，贯彻于自己的活动，自己研究的领域；另一方面又要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化为自己的德行，具体化为有血有肉的人格”。他研究哲学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用实践唯物辩证法通过“转识成智”来解决“性与天道”这一古老又常新的中国哲学问题。我认为，只有像冯契这样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解释中国哲学问题，才是创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经之路。 　　第二个例子就是我自己的例子。我从1998年起提出创建中国解释学。中国有非常丰富的、比西方更长的解释经典的历史，但是我们没有把它总结出来，成为中国的解释学，即没有建立起一套系统的解释哲学问题的理论和方法。而在西方，主要是由解释《圣经》开始，经过好几个世纪的酝酿，到德国哲学家兼神学家施莱尔马赫和历史学家兼社会学家狄尔泰，才真正成为一种重要的哲学理论体系。现在西方解释学传到我国，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参照系，考虑创建中国解释学。 要建立中国化的解释学 　　王：您是说要建立不同于西方解释学的“中国化的解释学”？ 　　汤：我认为这是可能而且必要的。因为我国有很长的解释经典的历史，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解释经典的资源以及对经典解释的独特的方法和理论，如果对之加以系统的整理和总结，定会得到某些不同于西方解释学的理论和方法，这无疑会对人类文化和世界哲学做出重大贡献。现在我们多种学科中已在运用着解释学，但大多是用的西方解释学的理论与方法。总之，创建中国化的解释学，是把中国哲学融入世界哲学大潮的一个重要途径。   　　王：您觉得现在应该做这样的工作。 　　汤：先走这一步，走完这一步，然后才会出来一个比较完整的新的中国哲学体系，就像宋明理学一样，那些中国化了的佛教宗派出来以后，慢慢就被中国文化所消化了，最后成为新儒学，即宋明理学。宋明理学实际上大量吸收了中国化的佛教思想。 　　王：这是您对中西文化融合或者说中国哲学发展的基本想法。 　　汤：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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