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第6页 第7页 第8页 第9页 第10页 第11页 第12页 第13页 第14页 第15页 第16页 第17页 第18页 第19页 第20页 第21页 第22页 第23页 第24页 第25页 第26页 第27页 第28页 第29页 第30页 第31页 第32页 】

中评论坛：香港管治为何如此困难？

http://www.CRNTT.com   2014-10-14 00:11:10

当然实际上也不是这么简单，但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一方面说明了当时我们确实把香港的情况估计得有点太乐观，另一方面我们的舆论宣传工作也稍微有点“偏”，说白了，就是有点专挑港人喜欢听的说。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过分强调“两制”，强调“不变”，而没有讲清楚什么会变，会怎么变。虽然邓小平先生专门讲过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强调变不一定是坏事，香港人自己也会要求变。但不少港人还是对“五十年不变”有着更深刻的印象。这实际上造成了后来一系列的困难，这些困难可以归结为没能正确理解一国和两制的关系，香港社会过分强调两制，甚至使其凌驾于一国之上了。当然，现在经过一些解说，港人应该是明白了，接受了，一国是两制的基础与前提，没有一个国家，哪来两种制度？实践中应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有机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等。 　　就香港层面而言，港英时期的管控比较严厉，英国人牢牢掌握香港的政治权力。在整个政府架构体系中，中上层官员基本都是从英国派来的。香港首位华人立法局议员出现于1884年，首位华人行政局议员出现于1926年，而华人公务员中出现中高级官员要迟至二战后乃至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的数年（曹广荣是第一位华人司级高官，1989年任政务司）。在这样严苛的政治体制下，港人（公务员）长于执行，不善决策，甚至是不懂决策。所以在回归后，英国人撤离香港，管治架构的中上层也出现较大的“真空”。可以说，优秀政治人才的缺乏，是导致香港回归后出现管治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港英时期没有所谓的“国民教育”，只有公民教育，英国人刻意淡化港人的国家民族认同（但却很巧妙地通过各种方式渗透对英国女皇的认同及对英国文化传统的赞同），只教育港人要遵纪守法、注重秩序、尊重自由等。港人在这样的社会管理下，也养成了崇尚法治、尊重自由等好习惯，但对政治比较冷感。20世纪80年代，香港前途问题提上中英谈判日程。看似遥远的“政治”突然与港人的日常生活产生直接联系，关系到港人怎么吃怎么玩怎么做生意等生活方式。那时很多论政团体出现，他们就香港前途问题展开激烈辩论，有拥护“民主回归”的，有坚决反对回归的，各种声音、各种信息满天飞。香港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政治化”的氛围悄然上升。顺利度过了“九七大限”，香港就不再可能单纯是一个“经济城市”，“政治化”是港人关心自己前途命运的必然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香港出现的管治困难不能归咎于“政治化”，而只能说社会发展导致了香港政治化氛围的出现，从而给管治带来了新的挑战。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第6页 第7页 第8页 第9页 第10页 第11页 第12页 第13页 第14页 第15页 第16页 第17页 第18页 第19页 第20页 第21页 第22页 第23页 第24页 第25页 第26页 第27页 第28页 第29页 第30页 第31页 第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