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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党寻找改革新动力

http://www.CRNTT.com   2009-01-30 09:27:08

中国宪法和既有体制规定的权力系统中，中共行使执政党权力，中共各级党代会、全委会、常委会代表全部党员行使党内权力。一般意义上，政党是政治集体行动的最高制度化行式，它的最大实现在于执掌权力，幷以此保证所代表集体的利益分配权利。 　　在中国，中共体系和其他的权力体系相比，比如人大体系，目前依然是权力行使组织化程度最高、制度化发展能力最强的。它的困境，在于保证所代表的全民的利益分配权的能力问题上，所谓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保证执政地位，核心即在此。而在现实层面，加速党内民主制度化、提高中共对最大多数人利益的代表力和保障能力，也是既有秩序和宪法允许的维护公共利益途径中最主要的部分。 　　代表、党员和组织力实现 　　7000万党员的规模，一直是外界对中共咂舌相看的因素之一。可是对于一个现代政党，规模和它的组织力未必是正相关的。而决定它的组织力、进而决定它的执政和代表能力的，是一个政党内党员身份和党内权力机构以及所谓政党组织意志的相关性。 　　2007年、2008年之交，中组部和公安部曾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公安部门在办理非本地户籍人口的暂住证明时，要登记政治身份，也就是中共党员身份。2008年有南部某市组织部统计，市内流动于各总支、支部之外的流动党员占全市党员的比例将近8%；该组织部还发现，这些流动党员基本均属高素质的精英群体。而且，这还只是统计到的数字，未及全部。 　　中共流动党员不愿主动寻找党组织，和基层党组织涣散和党员懈怠的原因幷没有区别，就是看不清党内的事情或者党的组织和自身的相关性。而如果一个执政党丧失了基层党员的参与志愿、进而丧失了实际代表组织力的话，执政机关跨过党员代表国民集体，追求持久执政的路径将会出现问题。 　　在现实中，党员代表大会、全委会和常委会的权力行使结构一直没有理顺。33年前，鉴于党内存在的问题，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就曾经提出要使“各级党代会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随后多年缓慢推进。而整体上，在政党制度化改革之外，执政党各级组织长期专注于提高核心领导力和一般性政府事务，以致至今党内改革的成果远远落后于转型社会中协调不同利益、实现政治整合的需要。 　　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中共在若干市县进行党代会常任制试点，由于没有整体制度化的保障，主要依靠试点地区党委班子的自我能动性和变革意识，很多试点后来都没有坚持下来，浙江台州椒江成为几乎仅存的尽职尽责幷且突破中央试点意图的样本。那里还曾经阶段性地试验取消常委会的制度，后来经浙江省委组织部批复，恢复常委会、全委会和人大会的三级机构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种自下而上的党内授权和监督试验体制下，地区几套班子到目前还没有出过廉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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