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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学生的“五四”记忆

http://www.CRNTT.com   2011-03-29 11:45:42

谈及五四时期的新旧之争，一般都会引述1919年3月21日《神州日报》上的《北京大学新旧两派之争衡》。此文称，陈独秀、胡适的学生与刘师培、黄侃的学生闹对立，于是有了《新潮》与《国故》：“盖学生中固亦分旧新两派而各主其师说者也。二派杂志，旗鼓相当，互相争辩。”刘师培对此报道很反感，当即在1919年3月24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刊发《启事》：“又《国故》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不管当事人如何辩解，没人理睬，就因为此“新旧对立”的论述框架，简单明快，容易记忆，也有利于传播。 　　《新潮》与《国故》，代表新旧论争的两极，评价迥异，但都不会被遗忘。相反，以“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为宗旨，文化立场不新不旧、且更多介入社会改革的《国民》，容易被忽略。对此，北大英文学门1918级学生、国民杂志社骨干、日后成为早期共产党人的黄日葵\(1899-1930\)很不以为然。1923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刊》上，有黄日葵的《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演进中的北大》，提及五四时期学生两大倾向：“一种倾向是代表哲学文学一方面，另一种倾向是代表政治社会的问题方面。前者是新潮杂志社，后者是国民杂志社。《新潮》于思想改造、文学革命上，为《新青年》的助手，鼓吹不遗余力，到今这种运动已经普遍化了。国民杂志社的一群，始初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日本）之压迫这点爱国的政治热相结合。在杂志上可以看出他们对于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是特别在意的。”在黄日葵看来，新潮社成员日渐走向整理国故，而国民社成员不少成为布尔什维克的仰慕者，因此，后者更是五四运动的中坚。 　　黄君这一论述策略，日后为另一位《国民》编辑、北大国文门1916级学生许德珩（1890-1990）所继承。许1958年发表《回忆国民杂志社》，对《新潮》“因为有胡适帮忙”，故能与筹备较早的《国民》同一天出版，感到愤愤不平。作为人大副委员长，许德珩在1979年5月5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五四运动六十周年》，谈及《新青年》时，顺带提了一下《新潮》，但不忘添上一句：“《新潮》杂志的主办人后来全部倒退，走向反动。”至于扮演反派角色的“《国故》派的人物”：教员中有“最顽固的复辟分子辜鸿铭”，“学生中有张煊、伍一比、罗常培等”。此文着力推荐的，是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学生救国会与《国民》杂志。这里有意识形态的缘故，但也是长期的“瑜亮心结”———《新潮》与《国民》，在五四的舞台上，到底谁是主角。 　　99岁高龄的许德珩副委员会长，在1989年5月4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纪念五四》（图八），对自家观点有所修正，态度相对和缓：“这鼎足而三的社团，反映了当时的北大学生在蔡校长‘兼容并包'这一方针下的思想分野。他们在五四运动以前的一个时期各自为政，互不相谋，真正是叫做‘自由发展'。” 　　作为《新潮》的论敌、同样属于新文化运动有机组成部分的《国故》，本自有其思想资源及文化追求，可惜，几十年间被彻底漫画化了。《国故月刊社记事录》的“发起始末”称，“岁初俞士镇、薛祥绥、杨湜生、张煊慨然于国学沦夷，欲发起学报以图挽救”。此举得到蔡元培校长支持，并获开办费三百元，1919年1月26日“开成立大会于刘申叔先生宅内”。“本月刊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凡北京大学同学有赞成本刊宗旨者得为本社社员”，杂志聘刘师培、黄侃为总编辑，陈汉章等八教授为“特别编辑”，张煊、薛祥绥、俞士镇等为编辑，杨湜生等为总务，罗常培等为文牍。第一期除学生文章外，有刘师培、马叙伦等助阵。 　　生不逢时的《国故》，很快被迫扮演反派角色，在众多关于“五四”的论述中，成为嘲笑对象。如何看待《国故》的功过，那是历史学家的事；我关心的是，为何《国故》同人不发出自己的声音。除了时代大潮，还有很现实的考量：精神导师或去世（刘师培）或离去（黄侃），根本无法庇护自己的学生；《国故》的主要人物，日后没能得到很好的发展———相对于胡适支持的新潮社和李大钊支持的国民社，可以看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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