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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学生的“五四”记忆

http://www.CRNTT.com   2011-03-29 11:45:42

人生路上，不断与五四对话 　　当初的“同学少年多好事”，以及日后的追怀与阐释，成为其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昔日的口号或学说，早就被后人超越了，但那种追求真理的气势，以及青春激情与理想主义，永远值得你我追慕。 　　对于当事人来说，曾经参与过五四运动，无论在京还是外地，领袖还是群众，文化活动还是政治抗争，这一经历，乃生命的底色，永恒的记忆，不死的精神；毋须讳言，这也是一种重要的“象征资本”。观察这些“好事”的“同学少年”，如何在事隔多年之后，不时穿越历史时空，与“永远的五四”对话，可以让我们领略什么叫“历史的魅力”以及“思想的力量”。 　　说到这，我想推荐几篇文章，作为宏大叙事的补充。北大国文门1918级学生孙伏园\(1894—1966\)，在《回忆五四当年》（《人民文学》1954年5期）中称：“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一年比一年更趋明显；五四运动的具体印象，却一年比一年更趋淡忘了。”没有无数细节的充实，五四运动的“具体印象”，就难保不“一年比一年更趋淡忘了”。没有“具体印象”的“五四”，只剩下口号和旗帜，也就很难让一代代年青人真正记忆。 　　与此印象和口号之争相对应的，是细节与大事的互补。新潮社骨干、北大国文门1916级学生杨振声（1890—1956）撰有《回忆“五四”》（《人民文学》1954年5月号），不讲大道理，注重场景描写，很有趣。文章提及蔡元培校长带来了清新的空气，《新青年》警醒了一代青年，接下来是：“当时不独校内与校外有斗争，校内自身也有斗争；不独先生之间有斗争，学生之间也有斗争，先生与学生之间也还是有斗争。比较表示的最幼稚而露骨的是学生之间的斗争。有人在灯窗下把鼻子贴在《文选》上看李善的小字注，同时就有人在窗外高歌拜伦的诗。在屋子的一角上，有人在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念着桐城派古文，在另一角上是几个人在讨论著娜拉走出‘傀儡之家'以后，她的生活怎么办？念古文的人对讨论者表示憎恶的神色，讨论者对念古文的人投以鄙夷的眼光。”至于说到《新潮》、《国民》、《国故》的重要编辑人都在同一班，大家除了唇舌相讥，笔锋相对外，“甚至有的怀里还揣着小刀子”，这就有点夸张了。不过，下面这个观察很有趣：“当时大多数的先生是站在旧的一面，尤其在中文系。在新文学运动前，黄侃先生教骈文，上班就骂散文；姚永朴老先生教散文，上班就骂骈文。新文学运动时，他们彼此不骂了，上班都骂白话文。” 　　都是血气方刚的大学生，除学术及文化立场外，难免还有意气之争。许德珩1950年后，不断谈论“五四”，1979年、1989年两次在《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文章，不全是职责所在，其中也有个人感怀。应母校北大的邀请，许德珩还撰写了长篇自传《为了民主与科学———许德珩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就像书名显示的，许先生一生都在追求青年时代的梦想———其对于五四历史的追忆不见得十分可靠，对于五四精神的阐释容有偏差，但终其一生，与“五四”展开不懈的对话，这点让人感动。自传中涉及五四运动部分，有段话我很感兴趣：“因为我们与傅斯年合不来，他们干的事我们不干。……《新潮》提倡写白话文，我们《国民》就偏用文言体裁发表文章。当然，这与我们的刊物是全国性的有关，因为当时社会上对于白话文还不易接受，但是也含有与《新潮》搞对立的意图。到了‘五四'以后，《国民》杂志的文章就改为白话文了。”这话有自我辩解的成分，毕竟人家用白话写作在先；可其中透露出来的“意气之争”，确实属于“同学少年”。 　　在《五四偶谈》和《“五四”二十五周年》中，傅斯年称平日不谈五四，因为“我也是躬与其事之一人，说来未必被人认为持平”；对于“社会上有力人士标榜‘五四'的时代”，更是不愿附和。明白“五四”本身的局限性———浅薄乃至偏激，但当有人刻意抹杀时，会挺身而出，捍卫“五四的精神遗产”———这或许是很多“五四”老人的共同立场。 　　说到“五四”老人的自我反省，还可举出俞平伯的《“五四”六十周年忆往事》。怀念“风雨操场昔会逢”以及“赵家楼焰已腾空”，接下来是将“四五”比拟“五四”，称“波澜壮阔后居先”。最有意思的是第十章：“吾年二十态犹孩，得遇千秋创局开。耄及更教谈往事，竹枝渔鼓尽堪咍。”诗后有自注：“当时余浮慕新学，向往民主而知解良浅。”除了将宏大叙事转化为私人追怀，更将“五四”理解为代有传人的“千秋创局”。我们对这段“青春岁月”永远的怀想，某种意义上，不仅当年的大学生俞平伯“向往民主而知解良浅”，连大名鼎鼎的教授也好不到哪里去。用今天的眼光来挑剔五四新文化人的诸多毛病，其实并不困难；难的是“同情之了解”，以及批判中的接受与创生。 　　阅读北大校史资料时，我感触最深的是：同一个中国文学门（系），直接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生（1916、1917、1918级），明显比此前此后的同学更有出息。为什么？因为有激情，有机遇，有舞台。依我的观察，各大学各院系大都如此。当初的“同学少年多好事”，以及日后的追怀与阐释，成为其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昔日的口号或学说，早就被后人超越了，但那种追求真理的气势，以及青春激情与理想主义，永远值得你我追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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