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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失踪的大师

http://www.CRNTT.com   2013-01-02 09:22:43

得到的和失去的，孰轻孰重？ 　　中美建交后第二年，李济老友赵元任回大陆访问，当天就打听李光谟的消息要求见面。一见到他，赵元任就让太太立刻给美国的女儿打电话，要她转告李济夫妇：我见着你们的孩子了。他还拿出相机给李光谟拍照，想寄去台湾。不料那个胶卷已经过期了，照片没拍上。好在口信是带到了。母亲听说后喜出望外，大哭一场。因为多年没有音信，他们以为孩子已经死于“文革”。 　　之后，两代人又恢复了通信，次数并不多。张光直来访问大陆时带过两封，弟弟李光周在美国读书时就由他来回转。剩下的时日已经不多了。 　　1975年11月，母亲去世两天后，李光谟收到一封美国来的电报，得知这一消息。母亲弥留之际在病床上说了一句“我要回家”。后来父亲在给他的信中说，你母亲去世的时候说她要回家，当然也包括你的家。 　　当年离开父母那么决然，李光谟怎么也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的儿子也会离开。 　　1950年代初，他和学俄文的同学结了婚，生育了一儿一女。在困难时期，两个孩子还小，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家里总是能收到从香港寄来的黄油和奶粉，一两个月一次，寄了两年。他当然清楚，那是来自什么地方。后来这边不让寄物资，但十天半个月一回的通信还能维持，直到“文革”。 　　儿子李平1953年出生，1965年考入清华附中，刚读一年就是“文革”。此后，他去吉林插队，又到油田当了工人。1977年高考恢复，他的志愿是北大历史系，却因为持续高烧连体检都没能参加。等到被送回北京，他已经连站都站不住了，后来在医院被确诊患了白血病。 　　住院期间，毫无精力的李平没能跟父亲有更多的交流。半年后他离开了。那一刻李光谟突然觉得他的遭遇竟跟父母如此相似。“我扪心自问，我这一辈子，得到的和失去的，掂量掂量，不知道哪头轻，哪头重。” 　　以前他没能像别人那样承欢父母膝下，以后恐怕也不会有机会了。但中国的事很难说。1949年不离开就算尽孝了吗？当年把父母争取过来，跟自己一起革命，又算不算是孝？那些年中国知识分子经历得太多，让人连大声笑的机会都没有。 　　就只能这样了。 决定命运的精神负担 　　当年的伙伴或留在大陆，或远走海外，或改行转业，对李济而言，整理出版殷墟的研究报告是一件无法移交的“精神上的负担”，“若是有一件事，决定我的卅年来的命运，也就是这一件事”。然而，肩上的事情越积越多，他不知道怎样才能躲开它们。“现在所抱的也只是愚公移山的人生观……” 　　1955年董作宾因为生计问题去了香港，李济接任了史语所所长，也许出乎他本人的意料，这个所长一做就是17年（卸任后为“终身研究员”）。 　　台湾当局一度以“反共复国”为名，要求学术为政治服务，史语所也受到影响，间谍情报人员、经过胁迫而参加的人员、特意混进来的人员出没其间。李济再三要求学术与政治“分家”，使史语所有机会成为“中研院”在办公时间惟一没有公开政治活动的地方。 　　所长任上，他主持出版了26巨册《中国考古报告集》、5大册《中国考古报告集新编——古器物研究专刊》、19本《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970年代中，李济怀着歉疚的心情说，“我们还未做到我们应当做的一切。”事实上，他所主编的4册论文集《中国上古史待定稿》在他生前也只出版了一册。但他无疑已经就此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 　　后来张光直这样谈论老师，“我强烈地意识到，李济一生之所以一再拒绝美国一些大学提供职位的邀请，没有移民过去，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感到自己必须留在国内看到安阳研究的全过程。” 　　李济认为，人生短暂，无法兼顾太多，与其求广博，不如求精到。因此资料的汇集与长期定心致力某一范围的研究是必要的。 　　他的晚年无疑是寂寞的，尤其是1975年相濡以沫的夫人去世时。办完丧事那晚，学生李亦园陪他到很晚，“他留我在他家住下来，我因睡不惯生床而没有答应他，他很有失望之意。”事后李亦园很后悔。 　　1961年，李济被确诊患有糖尿病，医生交待他要按比例进食米饭、肉类、蔬菜。他实在太“科学”，竟把天平带到宴会上去，吃什么东西前都要称一下。 　　后来，和陈寅恪、钱穆一样，他的眼睛和腿脚也出了问题。当年斯文赫定告诉他，3年不回到骆驼背上，就感觉腰酸背痛；而他认为考古人不一定要在骆驼背上，只要有动腿的自由就可以感觉到一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快乐。现在这种快乐正无可挽回地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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