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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智库：杨开煌论台湾问题开启习近平时代

http://www.CRNTT.com   2017-04-04 00:07:03

以“和平”为追求“国家统一”的手段，代表着邓小平主导的中共政权对“国家统一”定位的调整，国家统一成为国家优先目标之一，而不是最优先的目标。邓小平说“八十年代我们要做的主要是三件大事，反对霸权主义……台湾回归祖国……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台湾回归祖国、祖国统一的实现，归根到底还是要我们自己的事情搞好。”(4) 　　回顾毛周时代对“国家统一”问题的定位也有过调整，先是从五十年代初的“统一”优先论，例如在谈中英建交问题时，毛批示“即应告以其中最重要者为英国与蒋介石反动派残余的关系问题”(5)，其后因为实力未逮，逐步调整为“边建设，边统一”，中共“八大”的报告说“在过渡时期中，我们不要忘记祖国的一部分神圣领土台湾还没有解放。解放台湾的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美帝国主义者企图长期占领台湾并从而继续威胁我国的活动，终归是要失败的。”(6)到了邓小平则是“先建设，再统一”，当时看起来国际因素，特别是美国作为阻碍的因素，其作用己经弱化；另外七十年代末，中共国家发展方向的改弦更张，“全心全意地谋划中国大陆的建设与发展”视为国家的中心任务，所以“和平”也是为了配合中国大陆自身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当年除了“和平统一”之外，还提出“一国两制”巩固国家统一的制度保障，而作出此承诺的主要理由，是立基在台湾政局长期在中国国民党主政的基础，国共两党长期内斗，所争的是中国的道路何去何从，在“一个中国”原则、“中国统一，不可分裂，反对台独”政治目标等两岸关系的本质性问题上并无分歧：而斗争的焦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和谁是执政者的问题。由是观之，邓小平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确实不失为停止内战的可行之策。 　　然而，既是和平统一，对台政策的行政化手段便是国家统一的主要方法，甚至将非和平手段视为破坏“和平统一”。事实上，这样的认知是将追求国家统一的对台政策，与巩固国家统一的对台政策加以混淆，从而将对台政策的成败和国家统一的可能性、可行性混为一谈，使得人们在判断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向时容易见树不见林，对台政策的成败被有意、无意地视为中国国家统一的唯一条件。但如果回归邓小平“和平统一”是包含了追求国家再统一的因素，就很清楚地理解： 　　第一、“和平统一”任务的双重性―革命性与行政性。所以“和平统一”是高度复杂的、创新的政治工程。 　　第二、“国家统一”和“对台政策”的辩证关系中，“国家统一”是起主要作用和决定作用的因素，而“对台政策”则是补充作用和充分作用的因素。 　　第三、“国家统一”的形势决定“对台政策”的作为和走向，而非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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