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万钦：台日渔权纠纷
日本强硬 台湾低姿态
日本政府长期以来对台日之间的渔权纠纷属态度强硬，台湾方面确实自国民党执政时期迄今，大抵采取低姿态。鲜少听闻台湾方面曾驱离或者扣押日本越界捕渔的渔船。
而钓鱼台的主权争议当然是台日之间渔权争执的症结。不论是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论调，或者是石桓市长促成石桓市议会以十票对九票通过石桓市长登上钓鱼台的决议，均彰显出日本对钓鱼台主权的强硬姿态。
事实上，中共与台湾长久以来均无意和日本就钓鱼台主权争议爆发武装冲突。近三十年前，台湾留美 学生由于不满日本而掀起的保钓运动健将，便有若干人因为对国民党顾忌台日关系生变乃转而倾向中共。基本上，台海两岸长期 以 来均倾向搁置和日本对钓鱼台主权的争议。邓小平当年在访问日本时即曾公开表示，钓鱼台主权争议，将留给中国与日本未来更聪慧的后代去解决。邓小平的务实作法，其实让中共在过去二十五年的对日关系上获得可观的实利。
在中国的疆土争议上，台海两岸可以依循「既对抗又合作」的操作原则，而保有「互补性的」措施。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迄今仍把外蒙古划为中国的疆域，这对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当然算是有裨助的。
在钓鱼台主权问题上
中国应向日本呛声
如今在经济规模上大幅成长的中共，当然比台湾更有实力在钓鱼台主权争议上对日本呛声。其实，这也是中共政权责无旁贷的。
基本上，日本朝野对台湾采取动用军舰凤阳号展示军力的护渔行动，算是温和回应。尤其，日本媒体则算是刻意冷处理。朝日新闻等大报故意大题小作。
中共不管是否为了统战的效果考虑，在二OO五年七月底展开的台日第十五回合渔权谈判，均不对台湾方面扯后腿。中共固然不愿在钓鱼台主权问题上和日本翻脸，但应当在台湾渔权问题上对日本摆出正面的立场。
台湾的谈判策略
台湾执政的民进党，应该表明对钓鱼台主权的立场，民进党政府亦宜让日本朝野多瞭解台湾社会的多元声音。从前日本明治天皇政府在对满清于春帆楼进行马关条约谈判时，即是一再以日本国会的立场强硬，作为压逼李鸿章等人的藉口。
民进党政府在台日渔权谈判中，应要求日本尽快先同意解决争议的「公平原则」，再谈「细节」问题。先谈原则再谈细节，乃是寻求解决争议的有力谈判途径。
谈判就是「联合决策」。日本在渔权上欺压台湾，当然有损于日本在整个对华政策上的重大利益。这点台湾务应让日本各方多瞭解。
民进党政府面对未来的对日渔权谈判和纠纷，必须比国民党执政时期更有作为，更有创意。否则，民进党的执政绩效，将会伤痕鲜明。基本上，日本在今天比过去更需要台湾人的善意和友谊。
翁明贤： 中日台均希望谈判解决问题
二OO五年六月，发生台湾渔民前往日本邻近的经济海域作业，被日本海上保安厅扣留或是驱离事件，引起台湾渔民极端不满，发生海上集结抗议事件。事实上，自从日本片面宣布二百浬经济专属区海域后，台湾渔民过去传统渔场就被日本禁止，面对日方巡逻艇强势驱逐时，无法感受到政府的保护。于是，立法院长王金平在六月二十一日，随海军「凤阳号」出海进行护渔与宣示主权，强调钓鱼台属于中华民国，呼吁政府不能在国家主权事务上软弱，钓鱼台要据理力争，海洋与矿产可以共用，海峡两岸与日本三方可以共同开发钓鱼台周边。
日本防卫厅长官大野功统在参加一场内阁会议之后，表示「冷静看待台湾海军军舰的行动，台湾方面也应冷静地行动，而防卫厅并无采取特别行动的必要」。 至于北京的态度由其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保护包括台湾地区渔民在内的中国渔民的合法权益，中日两国已签订渔业协定，双方应该按该协定的规定行事。时任行政院院长的谢长廷表示，立法院长随军舰出海护渔，表达出事态的严重性，引起国际重视。不过，时任民进党主席的苏贞昌以为，台日渔场争议，事涉钓鱼台主权、渔民保护与经济海域划定问题，并牵动两国关系，除了积极护渔之外，应该尽速透过外交谈判方式解决争端。整理上述言论，中日台三方的官方立场「冷静克制」、「避免摊牌」，希望事件尽速落幕，透过外交谈判手段来解决相关问题。
事实上，台日之间的渔业纷争，并非仅两个国家之间的渔权与领土争议问题而已，从亚太国际战略角度观察，除了因国际海洋法公约所规定的二百浬专属经济区所引发的海域划界问题外，在美国亚太战略新布局的影响之下，中日台三边关系相互冲击，形成「相互合作」与「结盟对抗」的新态势，是一场亚太国际战略势力竞逐的缩影。
当前亚太安全战略形势
世界局势的发展从冷战、后冷战到二OO一年的九一一国际恐怖主义攻击之后，进入后九一一全球反恐时代。美国为了避免类似攻击事件再现，除了加强国土防卫（ Homeland Security ）外，更强化结合全球各国反恐联盟，亚太地区的中国成为其重要反恐参与国，扮演稳定亚太周边国家的角色。中国也趁此机会，缓和先前「中国威胁论」的不利论调，透过「上海合作组织」结合中亚国家，进行反恐军事演习，透过与东盟国家的「十加一」协议，将来建立『中国一东协自由贸易区』，强化中国南方的稳定局势。北京并积极主导北韩核武六方会谈，协助美国处理北韩核武议题，有助于反制大规模武器的扩散，凸显中国亚太区域大国的角色，再加上与印度、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使得中国无后顾之忧，全力向东方发展。
基本上，从国际战略的角度言，九一一事件提供北京一个发展的契机，使得中国稳定其国土的西、北、南三方地区，使其在新世纪时期，得以全力争取二十年的战略机遇发展期。在理论上，全力提倡中国「和平崛起」论，并透过亚洲「博鳌论坛」，强力宣导中国的发展，有利于整体亚洲与世界经济的成长，是以如何提升综合国力，稳定金融与经济，顺利举办二OO八年北京奥运、二O一O年上海世界博览会，就成为其重要施政目标。另外，基于经济快速成长，粮食、能源的对外需求日益加深，朝向海洋发展成为未来发展道路；是以，如何确保其海上生命线，包括石油能源运输线、对外贸易航道的安全，就成为其新世纪的国家战略重点。
面对中国此种海洋发展战略，形成「陆权」对抗「海权」的战略格局，美国与中国的冲突是在所难免的。是以，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时期的「交往」与「扩大」战略有其局限性。面对新世纪的中国，高经济成长率、高外汇存底、高外资投入以及高军费支出等现象，当今美国总统小布什的作为，似乎走回冷战时期，但不同于对前苏联的全球性围堵工程，而是针对中国如何圈住其在亚太地区的势力成长，成为一个可预测的区域强国。于是，冷战时期的同盟关系再度被重视，包括美日安保同盟与台湾问题的处理，都有美国围堵中国的战略考量。
首先，冷战时期一九六O年签订美日安保同盟条约，其主要任务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围堵防线，条约中增列「远东条款」，使得美军可以充分利用日本的军事基地，以因应当时紧张的亚洲局势。到了后冷战时代，其当初成立的宗旨虽有所调整，但是，协助美国建立在亚洲地区的战略滩头堡的地位不变，美日安保条约也经过多次的修正，一九九六年推出「美日安保联合宣言」，并将其活动范围扩及至「亚太地区」，让日本自卫队于朝鲜半岛、台湾海峡、东南亚，以至于波斯湾地区，协助美军战斗支援任务。一九九七年制订美日安保新指针，表明美日安保的防御性质，并非只是地理性质，而是一种周边有事之「事态性质」。一九九九年日本参议院通过「美日防卫合作新指针」的三个配套法案：「周边事态法」：有关发生「周边事态」时，为确保日本和平与安全之法律；修订「美日物品义务相互提供协定」：有关日本与美国之间相互提供物品或义务支援的协定；和「自卫队法」：使得自卫队在紧急情况进行撤侨时，可以出动航空器、船舰，并基于事态的严重性，可以有限度的使用武器事宜。
上述美日安保同盟条约的修正，是基于军事战略的角度，来因应未来远东地区、或是台海地区可能的军事冲突状况，尚未到国际战略围堵中国的步骤。但是，二OO五年美日「二加二美日安全谘商委员会议」，会后发表共同声明，包括十二项亚太共同战略目标，以及六项全球战略目标，提升日本为美国全球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地位，其中在全球共同战略目标上，第二项：「在促进国际和平及发展合作方面，更进一步巩固美日伙伴关系」；第五项：「善用目前动力，促成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改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效率」，此两项目标都是在提升日本的「大国地位」； 日本不再是从属于美国的「小老弟」，是以，日本积极的走向「正常大国」的目标迈进，积极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次，自然是此种战略考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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