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对派”是争民主还是争政制发展主导权？
‧“泛民主派”的背后有无美英的努力推动？
‧“反对派”为何“逢中必反”、“逢董必反”？
‧殖民地专制的港督缘何高唱“还政于民”？
最近由香港特区官员带头，把自称为「民主派」、「泛民主派」的议员们，正名为「反对派」。这一名称，将陆续在香港主流传媒中普及，因为他们多年的行径，都证明他们只不过是穿上印有「民主」两个字的T恤衫的反对分子而已。
“反对派”与美英关系非同一般
反对派的起源，要回溯到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这事件经香港传媒渲染，成了坦克屠城，把数百个熟睡中的和平示威学生全部辗死于天安门广场上，总共死人数千的事件。面对这 样的信息，港百万人上街，一方面表示极端的愤怒，同时也兔死狐悲，害怕香港回归之后，难保不会遭受同样的命运。这时候，香港的社会运动界，迅速产生了三个组织，分别是支联会(支持内地异见分子)、港同盟(政党)和职工盟(工会组织) ，形成了「民主派」的大联合。这三个组织人事严重重迭，这在后来大部份团体脱离了支联会之后，更加严重。几乎支联会的常委，曾经长期就是港同盟的中委；而职工盟的首脑刘千石和李卓人，在好一段时期，也是港同盟旗下的政客。根据公开材料，职工盟财政的可观部份，是来自美国「国家民主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简称NED) 。对此，职工盟直认不讳。
香港所谓的「民主派」，就是在「六四」阴影底下，在反共、拒共的情绪中产生的。「民主派」的旗舰是港同盟和其后与汇点合并后的民主党，党魁是在社会运动之外从天而降，从来都与民主无关的英国御用大律师李柱铭。他公开宣称要「英为我用」、「美为我用」，实行「民主拒共」，「不怕做汉奸」。之后每逢中美冲突，包括美国炸我南斯拉夫大使馆、海南岛碰机等，他的回应永远都跟随着美国国务院口径，完全一致。回归之初，有一位美国女士离开了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挂在李柱铭议员办事处，免费全职为他工作两年。之后这位女士回国，当了新保守主义旗舰「新美国世纪计划」(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简称PNAC)的总干事，是鼎鼎大名的Ellen Bork。PNAC核心成员包括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等，全面入主布殊政府的军事、外交和国际商贸部门，主导有关政策。美国极右份子对民主党和李柱铭的厚爱，于此可见一斑。
港同盟在开始时，囊括了除了汇点和民协之外的所有社运组织成员，纵使是汇点，连它当时的主席杨森也带了不少会员过档，他自己并且当了新成立的港同盟创会副主席。因此，从一开始，「民主派」就是一盘大杂烩，成员中间有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惟一的共通点，就是背后的恐共和拒共，以及公开的「民主」旗帜。在一九九一年首次立法局直选中，港同盟作为当时最有组织实力的参选者，于市民普遍处于恐慌和迷茫的心理状态中，在全部十八个直选议席中，以压倒性姿态，取得十二席，成为「民主派」的旗舰。在这旗帜之下，各级选举，「民主派」几乎战无不胜，占了三级议会中绝大部份的民选议席。甚至于一九九二年爱国爱港力量重组，创立民建联之后，直到回归前夕，一直都未能扭转这一面倒的局面。
因为在九零年代初，经「六四」震荡之后，香港人心长期未能平复，中产阶级大举移民，趁香港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扬，而加拿大和澳州等热门移民地区的房地产却处于低潮，新移民于两边的买卖都得益，「食息行mall(商场)」，优悠生活，移民遂成潮流。当时流行的说法是「有钱有办法，无钱基本法」，只有跑不掉的穷人才被逼接受《基本法》对「一国两制」的保障。当时港内的气氛，大都不相信中国能继续发展，更加不相信回归之后，真能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
殖民地专制的典型代表
彭定康竟然高唱“还政于民”
英国末代总督彭定康于九二年来港就任三个月之后，便在十月初迫不及待的公布其既违是反《中英联合声明》、又是违反《基本法》、又违反中英两国政府达成的协议和谅解的「三违反」政改方案，通过代议政制，「还政于民」。
由于「还政于民」这口号，反对派沿用至今，所以这里需要介绍一下背景。早在一九八四年，英国政府一方面与中国就九七问题进行谈判时，另一手推出「代议政制」白皮书，以标准的英式非殖民地化方式，「还政于民」，强调要建立「一个权力植根于香港的代议政制」。英国管治香港一百多年来，一直实行的是由港督说了算的英式殖民专制统治，在中英谈判期间，却突然要启动民主，其司马昭之心，已路人皆见。对中国来说，英国于九七年要还政于中国，而不是像其他殖民地那样，直接还政给香港市民，让港人自决。中国从英国手上接收了政权，再通过《基本法》，授权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实行高度自治。因此一开始，中方已清楚表明反对英国在香港建立一个民主代议政制，以免香港发展成为一个权力来源植根在香港的独立政治实体。于中方提出抗议之后，代议政改一度急冻，至八七年再浮现，到九二政改的争论中，这 个主题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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