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梦孜：“和谐世界”是中国软国力建设的重要环节
“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提出，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哲学概念。肯定是中国外交相对理想的一个目标，也是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这么一个重要过程之中，或者这么一个阶段，中国软国力建设的重要环节。
中国外交战略的全新表述
中国不断地塑造地缘经济格局，以扩展经济持续腾飞的外部依托，但是同时也要争取一些地缘政治、地缘文化层面的东西。所以，“和谐世界”应该是中国外交战略的一个全新的表述。它既不同于"和平共处"，也不完全等同于"和平与发展"，亦不同于"小康社会"。
中国古代不乏"和"的思想，讲求"和为贵"，而且对和平的向往一直是中国人基本的理想与期望。即使我们有了和平，但是和平也并不等于安全呀？和平也并不意味着安全，和平也并不保证安全。九一一的发生、还有非传统安全的挑战都可说明这一点。
而发生这种不安全的状况，当然不是意味着和谐。
意识形态冲突降低
人类面临非传统安全挑战
“和谐世界”这个思想的提出，既不同于冷战时期，也不同于冷战结束以后甚至九一一以后。冷战时期是一种恐怖平衡，世界发生大战的危险时刻都存在；而冷战之后，美国从争霸的角色变成了称霸的角色，世界不得安宁，美国还是一个重要因素。九一一的发生，表明恐怖主义是人类面临的共同威胁，在安全上，传统的大国挑战可能退居其次了。总之，人类追求和谐社会的目标远没有实现。
所以我想，“和谐世界”产生的背景，既不同于冷战时期，也不同于冷战后时期。那么是一个甚么概念呢？一个是全球化与一体化的迅猛发展，造成相互依赖的加深，人类面临着以往很难想象的非传统安全的挑战。印度洋的海啸、禽流感的流行等使人类生存受到大面积挑战。据说，禽流感从鸡到人的流感病毒传播已经发生了，人到人的传播也将是肯定的，避免不了的。据说，一旦禽流感发展到人与人间的传播，美国可能会死几千万人。病毒还在不断变异，结果是很难想像的。
这是第一个大的背景，国家之间的关系处在一个新的阶段，面对的挑战是共同的。
中国崛起是提出“和谐世界”的重要因素
第二，还是有中国崛起的因素。零四年中国已经超过了义大利，零五年可超过法国、英国。中国经济在二零零五年表现得更加突出，累积效应明显。
中国的和平崛起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的举手投足，对世界的影响已经很大，不少人对"中国威胁论"还是"感同身受"。我们现在提出建设和谐社会，也是体现一种民本思想。我个人认为，这种民本思想比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还要进步，只是我们现在还不敢这么讲。
因为无论西方怎么民主化，西方人也都要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但是目前西方国家的表现，种族冲突、人权侵犯、犯罪率居高不下、失业问题等很普遍，因而未必就是"和谐社会"。"和谐社会"严格来讲，可能比民主社会还要完善一些。当然这是一个理想过程，在中国，提出建设"和谐社会"不等于已经建立了。
世界目前远未和谐
我们面临的世界，远不是一个“和谐世界”，其中很大的原因是现存国际体系的相关方面有一些缺失。其效率，其公正性，对落后国家的一些倾向等等，都有缺失。此次在香港召开的WTO部长会议，出现了很多抗议者。这说明，尽管推进全球化是一种潮流，但是全球化过程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被边缘化、甚至被淘汰了，利益受到威胁。
还有，在国际权力圈方面，还是有一些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甚至有一些不公正的地方。中国尽管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但在很多方面还是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比如我们是一个铝制品进口大国，但有关铝制品的定价权，我们还说不上话，因为我们中国对铝制品没有定价权、影响权，每年的损失上百亿美元。[贾庆国插话：中国对石油也没有定价权，虽然中国是世界第二大进口大国。现在上海也仅仅是刚建期货市场，还没有定价权。]
当目前这个世界处在远不是和谐的状态下，我们应该有这个自信、有这个义务来反映我们自己的一些理想，而且这个理想也是符合人类的基本需求倾向的。
“和谐世界”已超越以往"大同思想"的境界
倡议“和谐世界”，表明中国外交这么一种主动的、积极的姿态更加突出了。
中国曾经有过世界大同的思想，也曾经为这种理想去奋斗、去对抗，这种情绪曾经非常严重；哪怕新中国成立之后，都有这种思想，造成了深刻的教训和国际上的后遗症。
我们过去所讲的那种“大同思想”，包括"三个世界"思想，虽然现在还有，而且也不完全是错误的，但现在我们更多地讲文明的多样性问题，讲利益的相互交融问题，讲“和而不同”的问题。中国并不是要一统天下，现在讲“和谐世界”，可以说已经超越了以前讲"大同思想"的境界。这在外交方面，乃是一种观念上的重要变化。
[康绍邦插话：你刚才说的那一点很重要，就是当年是在你搞你的资本主义，我搞我的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和平共处"。而现在的“和谐世界”，是需要交流，需要共同参与国际社会规则的制订。应该说，“和谐世界”相对于"和平共处"，达到了更高的层次。]
从国际体系“游离者”变成“利益相关者”
第三，中国在对待国际体系的态度方面有变化。我们过去是一个对抗者，你搞你的，我搞我的。你搞资本主义，我搞社会主义；对于国际体系，改革以后我们想接轨，但是当时中国还是国际体系的游离者、边缘者。我们对有些东西的适应需要时间，也需要审视自身的环境。
现在连西方都承认，中国变了。中国从国际体系的一个游离者、边缘者，到与国际体系接轨，成为了国际体系中的核心成员。
从开始愿意与国际体系接轨，经过二十年，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间的准成员、“利害相关者”。
“威胁论”可能被“机会论”取代
第四，“中国威胁论”可能被“中国机会论”取代。当然，“中国威胁论”可能还会时起时伏，但是确实有相当多的国家感受到了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机会。我们并没有强调中国崛起就是机会，虽然曾经这么想过。因为对某些国家来说，中国崛起可能就不是机会，就是说，中国崛起，对世界是机会，但并不能说对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阶层的人都是机会。
还有就是我们从崛起的大国，变成负责任的大国。这个结论对我们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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