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东侧的岷山位于四川、甘肃交界之处。发源于岷山南麓的岷江曾长期被视作长江正源。岷山氏居住在岷江上游，成都平原位于岷江中游。岷江流域野蚕众多，因此岷山氏最早发明了养蚕纺丝，幷以蚕为图腾。通过丝绸的对外贸易，岷山氏富甲一方，成为南北丝绸之路的枢纽中心。
曾经有一支外来族群，沿着古丝绸之路来到岷江上游，征服幷融合了岷山氏。该族群崇拜眼睛，岷山氏崇拜桑蚕，两个图腾崇拜组合在一起，称为“蜀”（眼睛+桑蚕）。“岷山氏”改称“蜀山氏”。新国家被后世称为“古蜀国”，统治区域后由岷江上游逐渐扩展到中下游，后留下三星堆遗址（约4800年-3100年前）。
古蜀国统治集团大力发展该地独特的养蚕纺丝技术与丝绸贸易，被称为“蚕丛（丛者，聚也）”。蚕丛氏来自异域，相貌奇特，有发髻与服饰均与当地人迥异，风俗也与众不同，人死后用石棺石椁。他们有独特的宗教信仰和神权政体，热衷祭祀活动，盛行青铜文化，成为独树一帜的地方势力，幷对禹产生影响。
黄帝在征战的同时，很注重通过与各部落联姻，维持统治的稳定。黄帝娶蚕丝产地蜀山氏部落之女嫘祖为正室（隋唐之后嫘祖被奉为“蚕丝始祖”），生子昌意。昌意再娶蜀山氏部落女子为妻，生子颛顼。鲧被分封在川、甘交界的岷江流域。他的儿子禹就出生在富裕的岷江流域汶山石纽（西羌地区）。
鲧被帝尧征召治水后，历时九年，勤勤恳恳，声望日增，对尧的帝位形成威胁。帝尧于是启用舜（黄帝的七世孙、母亲是东夷人）。舜获得权力后，以鲧“治水不力”为由，将其流放到东夷之地幷最终处死（“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消除了竞争隐患。
舜虽然是颛顼之后，属于嫡次子系列，却一直与本族人不睦，而选择投靠嫡长子系列。帝喾与帝尧均为嫡长子系列。帝尧对舜的投靠不以为意，认为舜之所以受到父母、兄弟及周围人的排斥，完全是那些人的邪恶与过错，舜没有杀死那些人，说明舜慈孝高尚，因而予以重用。舜在尧在世时即开始代为行使天子职权。
舜在权力稳固后，就把尧软禁起来，让尧做有名无实的太上皇。帝尧之子丹朱被赶到了都城以外的尧山遗址（山西浮山县），父子不能相见。帝尧死后，舜正式继位天子，却受到帝尧之子丹朱的反对和讨伐。
丹朱一度占优，攻占平阳（陶寺），舜被迫定都蒲阪（山西永济）。但后来形势反转，舜逐渐取得优势，诸侯拥舜，舜以天命为由，重新占据陶寺。（《史记》此处的传说是：“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注：陶寺】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
帝舜通过政治与军事斗争平定丹朱之后，任命禹继续治水，如有差错，后果将与鲧同。当时禹的政治和军事实力尚不足以反抗舜，只能从命，不敢轻忽，“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
率众治水之外，禹利用中原受灾较轻、各地灾害严重的时机，高举天子之命，开疆拓土，征讨各地尚未臣服的部落前来朝贡（“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
水患是当时人类的共同灾难，禹以治水为名，要求各地部落听从调遣，有道义上的正当性，不服从就利用武力消灭。在此期间，辉煌一时的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长江上游的宝墩文化都不约而同地迅速消亡。
带有这些文化的浓郁特征的精美文物大量出现在了远在北方的石峁城。各地物产、生产技术、历法、葬俗等也汇集而来。
石峁城曾经是颛顼都城，也是鲧和禹的统治中心与办公住所。禹在外治水和征讨期间，战利品源源不断运送至石峁城，由儿子启来管理。
启在积累财富、巩固城防以外，积极训练部队，准备以武力手段将最高政治权力夺回来，幷为自己的祖父鲧报仇。石峁城生态恶化加速了这一进程。
石峁建城之初，黄土高原地区有大面积的森林覆盖，质地疏松，气候适宜，有利于石质工具进行简单的土地开垦和浅种直播等原始农耕活动。
然而农业活动会造成天然植被的破坏和土地贫瘠化，反过来导致农业衰退。而且，单一作物对土地有着较为致命的影响，土壤的侵蚀度增加，同时肥力也在减弱。在地表植被遭到破坏后，水土流失加剧，土地恢复力极其缓慢。
随着石峁人口的增加，需要更多的土地、木材、陶器来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森林与草地被砍伐与开垦的速度加快，再生速度比不上破坏速度，原来的森林草原迅速沙漠化，最终农业无以为继，粮食短缺，石峁人必须另谋出路。
禹的军队和启率领的全体石峁人发动了对陶寺的战争，以残酷的手段消灭了留在城内的敌人，为被尧舜冤杀的鲧复仇。不仅击败了舜的势力，还清除了嫡长子系列的尧的势力，幷采用了残酷的“绝嗣”之法杀死幷掩埋了陶寺贵族。
关于五帝历史，虽然古代文献中的“禅让”记载也符合情理，但从现实中的考古挖掘来看，暴力战争更有可能。考古成果显示，陶寺与石峁都属于龙山文化，两处遗址之间有交流，两地居民有血缘关系，后来石峁居民残暴毁灭过陶寺。
禹军占领平阳（陶寺）后，舜之子商均逃到阳城。禹军追到阳城，商均又逃至安邑。禹军一路攻杀，因此历史上禹的都城有平阳、阳城、安邑等多种说法，很可能这些地方都曾为禹发出号令的指挥都城。
禹在大约4000年前（公元前2070年）称帝，建立夏朝（“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此时石峁城地区因气候恶化已经农业衰竭，不适宜生存，因此夏朝几代帝王向南方农耕区迁都。为了寻找更好的自然环境，多次改址，最终河南二里头遗址（距今3800-3500年）成为夏朝都城。
石峁出土的牙璋被二里头传承，成为了夏文化的标志物。夏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国历史的“五帝”时代，中华文明走向成熟，夏文化成为中华大地的主导。
夏朝迁都次数较多，每次都城建造期短，规模有限，因此后世难以发现与石峁城规模相似的遗址。“五帝”时代与夏朝时期，丝帛发达，是官方文字的主要载体，但极易腐坏，所以各地出土的“五帝”与夏时期文物中很难见到文字（三星堆遗址也未发现文字应为同样原因）。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的核心观点是：中华文明萌芽于“三皇”时期，起源于“五帝”时期，成熟于“三代”时期，是本土文化融合外来文化的结果。逻辑推论：1.中国“三皇”时期（距今约6000年前），黄河、长江及辽河流域的伏羲、神农、女娲等神话传说中包括了诸多文明要素，出现了开始从文化阶段向文明阶段发展的迹象；2.中国“五帝”时期（距今约5000年前），由黄帝开创的中华统一局面已经具备国家雏形，考古成果也证实此时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3.中国“三代”时期（距今约4000年前），以夏代建立的国家为开端，中华文明日益成熟。细节显示，中华文明的每个阶段的发展，都是本土文化融合外来文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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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3年5月号，总第30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