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本海默的战后记录同样糟糕。他是1946年艾奇逊－李林塔尔报告背后的主要智力力量，该报告提议建立一个单一的全球原子发展机构，垄断所有铀矿、实验室、浓缩设施和发电厂。对核技术的控制将是国际性的，而不是国家性的。然而，正如奥本海默后来承认的那样，这是不可行且幼稚的。斯大林永远不会同意放弃主权或放弃该计划所要求的与资本主义西方的深度合作。
1949年，当苏联引爆第一颗原子弹时，奥本海默告诉原子能委员会第一任主席戴维·利林塔尔，“这次我们不能再沉默了”，这意味着军备竞赛。但美国政府压制住了这种情绪，美国的弹头库存从1948年的50枚增加到1950年的300枚。下一场争论的焦点是是否制造“超级”弹或氢弹，其破坏力比原子弹大得多。奥本海默从科学、技术和道德角度反对它。但当杜鲁门做出这一决定时，总统有一个问题：苏联人能做到吗？答案是肯定的。“既然如此，”杜鲁门回答道，“我们别无选择。” “爱哭鬼”科学家的担忧完全被无视了。
关于奥本海默一生中最值得注意的两个事实是，他首先加速了核武器的制造，然后完全未能限制他帮助开始的核军备竞赛。军备竞赛者利用他的科学信誉来支持他们鲁莽的扩张，并在每一次重要的政治斗争中击败了他。自他1954年解职以来，又过了18年才达成第一个双边核武器军控协议。取消他的安全许可可以被视为对一个彻底被击败的政治对手的最后仁慈杀戮。
这部电影的原着《美国普罗米修斯》的作者对奥本海默团队的支持程度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一位作家马丁·舍温（Martin Sherwin）花了25年时间采访奥本海默的朋友和家人。他们用了88页的篇幅详细记录了他的听证会无效的情况。甚至他们的评价是他“什么也没赢得，默许了一切”。
我们应该如何记住奥本海默：一位悲剧烈士？世界的毁灭者？ “美国普罗米修斯”？我想到了另一个描述性短语，他父亲在纽约一家纺织厂的一名员工可能更熟悉这个短语：“真是个笨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