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之所以反复强调和平统一的价值和意义，是因为和平方式是实现和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最佳方式。战争是要付出代价的，尤其是现代化战争，其打击和毁灭程度更加惨烈，承受的损失更加巨大。台湾问题不仅事关领土主权，而且事关中国现代化全局，这需要我们最大限度地争取以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只有和平统一，才可以避免因武力解决而给两岸带来的巨大的经济、军事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耗，才可以避免因武力解决而导致两岸人民感情上的巨大创伤和裂痕，才可以使台湾问题的解决不带有严重的后遗症，才可以保证中华民族牢牢抓住百年不遇的历史性发展机遇，可以顾全亚太的总体和平并为中国的发展争取一个更好的外部环境，从而有助于两岸同胞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正因如此，大陆方面才不遗余力地最大限度地去争取和平统一。目前，大陆探索的推进和平统一的路径主要如下：
1、融合发展
融合发展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陆对两岸和平统一道路的新探索。在如何由和平发展走向和平统一问题上，大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日臻成熟的过程。2008年马英九上台主政后，两岸关系进入了和平发展新阶段，大陆期待通过扩大和深化交流来推动两岸从和平发展走向和平统一。但事实表明，仅仅依靠交流来推动两岸由和平发展走向和平统一是不现实的，最有力的佐证便是，随着交流的扩大，一个中国在岛内的认同率越来越低。在这种情况下，大陆必须寻找推动两岸从和平发展走向和平统一的新动力、新路径。两岸融合发展就是习近平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一个新思路。为贯彻这一思路，2018年2月28日，国务院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中央部门共同发布了《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出台这些措施是贯彻落实十九大报告精神的重要举措。这些措施涵盖产业、财税、用地、金融、就业、教育、文化、医疗、影视等多个领域，开放力度之大、范围之广、涉及部门之多，均前所未有。〔28〕而且，出台的措施涉及了31个中央国家机关或部门，充分表明了中央最高层对于推动这些政策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
从二十年来香港“一国两制”实践看，即便未来两岸统一之后，也需要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目前香港出现的政治不认同（甚至“港独”）现象，均与我们长期以来忽视了推动其与内地的融合发展有直接关系。因此，我们在处理两岸关系时，只有推动两岸融合发展，方能聚同化异，形成共同利益，一个中国认同才具有广泛而坚实的基础。另外，在和平发展阶段，通过推动两岸融合发展，拉近两岸的距离，增进两岸共同利益连结，为未来和平统一创造条件和奠定基础。即便未来出现大陆武统台湾的情形，武统之后也需推动两岸融合发展，以弥补武统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需要说明的是，融合发展固然可以为两岸和平统一创造条件和奠定基础，但未必能保证两岸必然走向和平统一。若想真正实现和平统一，恐怕还要有其他配套设计。至于有哪些配套设计，我们还需要再研究。另外，大陆在推行融合发展政策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倘若对这些新问题不及时加以解决，就会影响融合发展政策的实施效果，最终会影响国家和平统一的进程。所以，不断总结经验、及时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对于保障融合发展的正确方向至关重要。
2、民主协商和政治谈判
习近平总书记在“1﹒2讲话”中指出：“我们郑重倡议，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两岸各政党、各界别推举代表性人士，就两岸关系和民族未来开展深入的民主协商，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29〕这是大陆继融合发展政策之后对两岸和平统一道路的又一次重大探索。
2019年3月2日，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大陆官方就民主协商与政治谈判的关系做了进一步阐释：民主协商是一种更加普遍、广泛、充分的民主，对于促进两岸社会各界交流，聚同化异、凝聚共识，帮助台湾社会各界参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和平统一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宣导民主协商是大陆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尊重台湾主流民意的重要体现和方式；广泛的民主协商可为台湾民众提供更畅通的意见表达渠道，不仅不影响、不取代两岸协商谈判，还可以为两岸协商谈判提供坚实的民意支撑。〔30〕笔者认为，上述阐释非常及时和必要，它不仅澄清了习近平总书记“1﹒2”讲话后一度出现的某些争议，而且使两岸通过协商途径解决双方政治分歧变得更具可操作性。但同时也需要指出，在目前岛内政治生态日益恶化的情势下，大陆意欲通过民主协商和政治谈判来实现两岸和平统一，仍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我们对此应有充分的预估和准备。就当下大陆学界的任务而言，不仅需要在理论上深入探讨民主协商与政治谈判的内在关联，而且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推进两岸民主协商与政治谈判的战略、策略、时程、路径、方式和技术等操作层面的问题，从而更扎实地推进国家和平统一进程。
除此之外，学界还要积极拓展或探索推进两岸和平统一的其他路径。笔者认为，凡是有利于推进和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思路和构想，都可以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三）实现两岸统一的保留手段：不放弃武力
应该说，大陆崇尚和平、热爱和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两岸统一问题符合海峡两岸人民利益，是值得肯定的。但决不能因此而排斥或否认武力手段的价值和意义。这是因为：“战争与和平是相对应而存在的政治现象。在一定条件下，战争可以转化为和平，和平可以转化为战争。战争是和平时期政治的继续，和平是战争时期政治的继续”〔31〕。这便是对战争与和平关系的生动描述。和平统一不等于放弃武力，武力手段不能轻易使用不等于不能使用。一旦出现了《反分裂国家法》规定的动武情形，大陆也只好使用武力。对于大陆来说，武力手段不是最佳选项，但历来也是选项之一。具体到台湾问题而言，大陆应千方百计地争取以和平方式解决，因为和平统一是最上策。同时也应看到，如果一味地使用和平手段，其结果很可能是“只和平而不统一”。〔32〕尤其当前“台独”势力猖獗的现实要求大陆必须做好武力统一的一切准备。近些年来，“台独”势力拒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大搞分离主义活动，谋求美国军售以武拒统，这对大陆和平统一方略构成了严重挑战。因此，大陆方面只有充分做好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各项准备，和平统一才有可能实现。其实，大陆方面2005年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已明确规定了使用武力的三种情形：“‘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33〕习近平总书记在“1.2”讲话中郑重指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绝非针对台湾同胞”〔34〕。然而，习近平“1.2”讲话中的这一表述却被某些台湾人士所误读，认为大陆缩限了对台使用武力的情形，即由原来《反分裂国家法》规定的三种情形变成了两种情形；进而认为台湾只要不宣布“独立”，即使长期维持“不统不独”的“现状”，大陆也不会动武，因为习近平讲话所列举的两种动武情形不包括这种情形，且强调“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笔者认为，这是错误解读。
其一，何谓“台独”的界定权掌握在大陆手中。众所周知，“台独”既包括“制宪”、“修宪”等分离式“法理台独”，也包括固守“不统不独”现状的“事实台独”。尽管当前大陆反对“台独”的重点是“法理台独”，但历来也反对“事实台独”。所以，那些企图通过“维持现状”来抗拒统一、进而达到台湾“事实独立”，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其二，习近平所说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旨在向台湾同胞表达大陆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诚意和善意。这里的问题是：“台独”分子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既然如此，“台独”分子就不属于被保护的“中国人”之列。所以，武力打击“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台独’分子”、顺势完成统一与“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承诺并不矛盾。
其三，习近平讲话并不意味着2005年颁布的《反分裂国家法》自动失效。前者是政治文件，后者是法律文件。前者的发表并不意味着后者被废除，后者的废除或修改需要经过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相关程序。倘若台湾方面无限期地通过“维持现状”拒统，就会使大陆感到“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继而依据《反分裂国家法》上述规定“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完整理解大陆的统一政策，笔者在此特别强调：大陆的统一政策不是单一的“政策光线”，而是由众多“政策光线”组成的“政策光束”或政策体系。只有从“政策光束”或政策体系角度，才能全面、准确地来理解大陆的统一政策。
四、台湾方面继续“挟洋拒统”行不通
目前台湾方面之所以能跟大陆保持在“相持”状态，主要是因为它背后有美国的支撑。只要中美力量对比结构发生了变化，两岸关系就会发生逆转。
中国大陆的战略发展目标定位是成为一个区域性大国，而不是世界性大国。这个目标定位决定了中国大陆只需主导或部分主导西太平洋西部地区就足以保障和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无需去主导整个西太平洋地区。西太平洋西部地区是西太平洋的最有战略价值的部分。当然，中国主导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其他大国的利益。
目前中美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博弈，最终结果尚不确定。但多数从事国际战略研究的学者认为，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必然会挤压美国在西太平洋西部地区已经存在的战略空间，并挑战二战后在美国主导下形成的亚太格局和秩序。〔35〕为此，美国必然会做出强烈的遏制反应。目前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角力就是这种博弈的反应。
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很难将美国从亚太地区排挤出去，但美国也很难遏制住中国在该地区的崛起。他们对美国未来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前景并不看好，尤其在西太平洋西部地区，美国在遏制中国冲破第一岛链问题上日益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当未来美国不能遏制中国在西太平洋西部地区的活动，或者即便勉强遏制，但付出的代价远大于收益时，美国就会重新评估其原有战略部署的价值和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可能：一是实施战略收缩，默认中国大陆在西太平洋西部地区的战略利益存在，给中国在该地区让出一部分战略空间，中美共享在该地区的主导权；二是实施战略撤退，将西太平西部地区的主导权被迫让予中国大陆。对于后者，多数学者认为短期内出现的可能性并不大；但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在这场博弈中处于地缘政治的优势，美国最终会因博弈成本太高而作适度妥协或让步。
当然，美国在西太平洋西部地区实施战略收缩或撤退，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美国被中国从该区域排挤了出去。事实上，中美两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犬牙交错。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可能都要作出必要的政治妥协和利益交换，很难简单地说谁输谁赢，最终结果可能是各有输赢。即便是美国从该地区实施战略收缩，中国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作为交换或补偿。中美两国都是成熟的政治大国，处理问题的手法和技巧都老道娴熟，不会让外界感觉到美国被中国从亚太地区排挤了出去，让美国感到难堪。届时中国会与美国达成某种默契，让美国“很体面”地从西太平洋西部地区收缩或撤退。
上述情形一旦出现，台湾对于美国的战略价值就大打折扣，加上美国一贯的实用主义思维，“弃台论”就会重新泛起。美国果真“弃台”，台湾就失去了靠山，届时两岸统一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对于美国何时会在西太平洋西部地区实施战略收缩，学者们的预估不完全一致，但总体认为不会太遥远。所以，单从“小两岸”来看，两岸统一的前景似乎并不乐观，但从“大两岸”来看，就应该对两岸统一充满信心。或许，未来随着“大两岸”力量对比的变化，“小两岸”关系出现“逆转”的速度之快是我们无法想像的。就像当年德国总理科尔访问苏联时，有记者问及两德何时统一，科尔说大概需要三十年，但仅仅一年零四个月就实现了。〔36〕
五、台湾方面切莫无视两岸统一大势
两岸实力对比的变化会对未来两岸统一产生重要的影响。从两岸实力对比角度看，台湾跟大陆讨价还价的最佳时期已经过去，筹码越来越少。应该说，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中期，是台湾在两岸关系中处于相对优越地位的时期。在经济上，台湾作为“亚洲四小龙”的余辉还存在；在政治上，成功地开启了民主化转型，在国际社会树立了一个亮丽的民主形象，一时被誉为“东亚民主的样板”，其民主的负面因素还没有开始显现；在文化科技方面，台湾的中国传统文化保存得相对完好，科学技术的国际接轨程度也较高。相反，这个时期的大陆则显得有些落后，经济上刚刚改革开放不久，综合实力并不强大；政治上正处于“苏东剧变”带来的社会主义“低潮”，尤其1989年“六四”之后，一直遭到西方国家的政治攻击和经济制裁；文化上，经“文革”破坏的中国传统文化尚未得到修复，科学技术的国际接轨程度也相对较低。
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台湾在各个方面一路下滑，直至今日。就两岸对比来看，在1990年，台湾的GDP一度相当于大陆的43.8%，而2016年，这个数字变成了4.5%。从2018年的资料看，台湾的GDP是39001.04亿元（人民币），位居第八名。截至目前，已经有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四川、湖北七个省的GDP超越台湾。〔37〕政治上，台湾民主的负面因素不断显现并持续发酵，主要有：社会撕裂、民粹主义、街头政治，加之台湾所采取的西式自由民主体制本身所带来的政府低能问题，严重影响了其施政效率和民主品质。台湾的民主形象与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相比，已经大大褪色。现在台湾民主不再是先前人们所赞誉的样板，反而成为人们批判的样板。文化科技方面，早期相对于大陆的比较优势已经丧失。就三十年来两岸力量对比的变化而言，台湾跟大陆讨价还价的筹码日益流失，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台湾手中的筹码还会继续减少。〔38〕
那么，对于上述变化，台湾民众没有意识到吗？为何台湾任凭自己手中的谈判筹码日益减少却视而不见？据笔者观察，的确有些台湾民众没有意识到，仍坚持认为拒不跟大陆统一，大陆也拿台湾没有办法；但也有些台湾民众已经意识到，并对台湾前途深感忧虑，却因为处于目前岛内的政治生态环境之中而无能为力。
众所周知，民主是达到善治的手段。台湾社会应该利用民主制度来对台湾未来战略发展进行讨论和研判。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反，他们被周期性的选举所牵引，根本不去讨论此类议题。譬如，“台独”问题是否能够行得通？如果行得通，那么该如何去实现？什么时间可实现？如果行不通，是否能够永久维持所谓“不统不独”状态？如果维持不住，迟早要跟大陆统一的话，那么何时跟大陆谈判，自己可以从中获得最大谈判筹码或利益？这些问题，均需要组织台湾内部的精英和学者进行深入的研讨和论证。但在台湾社会，没有人敢组织这样的讨论或论证。一旦组织这样的讨论或论证，就会被政治对手扣上“亲共卖台的红帽子”，其政治生命也就基本上到此结束。所以，“统者不敢言统，独者不敢言独”成为台湾社会的奇怪现象，尤其“统一”二字在岛内变成了令人忌讳的字眼。这样一来，任凭台湾跟大陆谈判的筹码在不断流失，政治人物却因个人选举私利而不敢站出来面对和改变这一现实。客观地看，民主在台湾的发展及前途问题上，有“功”亦有“过”；换言之，“台湾成于民主，困于民主”。当然，该说辞并不是说台湾民主是失败的，而是说台湾在战略发展方面受困于其民主选举，致使其丧失了很多机会而走向被动和困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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