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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瑜的崛起是时势与“英雄”个体的相互造就 |
中评社╱题：“韩流”论述、非传统政治时代崛起与台湾选民的变化 作者：刘匡宇（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韩国瑜在逆境中汇聚天时地利人和，用新形态选战把有数十年在地根基的民进党逼到墙角，甚至为其带来了进取2020的政治想像，这既是台湾政治的一大“奇迹”，也为观察者带来了新的启示。不过，高雄史无前例的胜选既是韩国瑜政治生命的高点，也是一个岔路口，“韩流”勃兴的大语境是两岸关系对台湾政治社会的影响深入肌理和骨髓，同时岛内进入了“解严”后的第二次“政治祛魅”阶段。未来，其将会扶摇直上，还是潜龙勿用，是否会引领“非传统政治世代”成为台湾政治舞台主角，是对韩本人、对岛内政治社会乃至两岸关系的长期考验。
一、“韩国瑜论述”之由来
韩国瑜的崛起是时势与“英雄”个体的相互造就。韩顺应并激发了岛内呼唤新政治氛围和“反对民进党”的大环境，以及高雄民众“换党做”的潜意识，敏锐抓住“民不聊生、民心思变、民气可用”的“新三民主义”，提出自己的论述，从而极大化有限资源，激发出民众“义勇军”式的支持，从而聚沙成海地形成“韩流”。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面向观察“韩国瑜论述”的起源与发展：
首先，深度顺应当前台湾的“庶民政治”浪潮。法国学者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强势将舆论焦点拉回到了自马克思以降，长期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刻意忽略的“最魅惑最恶毒的分配问题”。其背景是在苏联解体后，自由主义全球化几乎不受约束的扩张，产生了传统体制和政治精英无法解决的全球性的贫富差距分化、中产阶级萎缩和民众相对被剥夺感增强等问题，民众开始更多期待非传统政治领袖颠覆现状，在西方特定政治集团的推波助澜下，造成反建制、反权威的民粹主义政治浪潮席卷全球。自特朗普“开罐”以来，在2017年的短暂间歇后，2018年全球性的民粹主义再度高涨，我们看到，反全球化的民粹力量让英国“脱欧”进程陷入复杂僵局；耻与黑人为邻、主张击毙非法移民的高兰德和德国选择党逼退了默克尔；勒庞之后，“黄背心”运动再度冲击以马克龙为代表的精英政治和老欧洲“铁三角”；与法国人“五毛钱黄色革命”类似，韩国艺人的粉丝军团也让郑宥拉炫富的偶发事件演变为促使朴槿惠下台的全民反政府示威。此外，义大利的格里洛、英国的科尔宾、西班牙的伊戈莱西亚斯和巴西的博索纳罗都是这只掀动全球政治海啸的“章鱼触手”。
这一波民粹风潮也波及台湾。多年以来，岛内“本土民粹主义”被李登辉、陈水扁、林义雄等政客“半路骑劫”并“伪化”，逐渐演变为“反服贸学运”式的“民粹台独”。然而在社交媒体带来政治革新和“绿色执政”快速失灵的情况下，新一波全球民粹主义搅动和裹挟台湾被全球化边缘化而产生的“亚洲孤儿”群体意识，及其固有的对立分裂、多元思潮和代议制民主等，推动了以“无色觉醒”为旗号的庶民政治运动，其主要特点是：尚未表现出强烈的种族主义、排外主义或宗教极端主义；权力通过选票分散下移，曾经沉默弱势的平民在网络时代获得更多赋权，政治成为买方市场而主客势易，政治人物需要更多迎合大众口味选民开始跳脱蓝绿格局而倾向“选人不选党”，出现所谓“厌恶蓝绿”现象；选举开始从认同、族群和党派厮杀的群体性“高政治”向“低政治”下沉，开始更多聚焦经济民生和个体偏好，更具务实性。
台湾庶民政治运动在4年前首先催生了“柯文哲现象”，“韩流”则是其延续。柯是政治素人，其专业性、严谨性和施政成效是短板；韩也批蓝打绿，但其政治经验、嗅觉、论述和策略上对社会脉动的把握更精准、深刻。韩虽出身外省军系，但不打“深蓝牌”、不碰意识形态，而是言必谈经济民生，再加上对新形态政治宣传手段的善用和铺天盖地的媒体报导，使其成为反权威、反传统、重实利的庶民政治时代的优质偶像。
值得指出的是，庶民政治的另一个背景是蓝绿两党在价值和政策上的“趋同”、“趋中”，双方除了“九二共识”、“反台独”等根本差异，其他领域都尽量向政治光谱中间靠拢，而将极端留给“第三势力”等小党。从这一角度而言，所谓“无色觉醒”并不完全等同于“反民进党”，而是一种对传统二元政党政治的反对和对当前执政者的无差别批判。即使在“美丽岛电子报”这样的亲绿智库民调中，民进党政党好感度已经低于国民党的情况下，“韩流”从高雄席卷全台，既是民众对蔡当局执政的不满，但也不能单纯归结为这就是“反绿反蔡”的力量，这也是为何舆论多指出，民进党“九合一”选举的惨败，并不会全部自动转化为国民党的政治收益。
其次，韩国瑜选举论述精准把握社会脉动和高雄民心。与多数政治人物的显着不同是，韩国瑜在实践中发展出一套讲实话、办实事、接地气的论述体系，其清晰直白的诉求与草根粗犷语言风格直击南部选民的痛点和口味，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政治话术和环环相扣的逻辑体系，争取到了极大的关注和共鸣。
一是“拼经济”直击高雄痛点。“韩流”勃发和所映照的现实是高雄20多年的相对没落。高雄本来资源丰富、产业结构完整并有海空港优势，曾为台湾第二大都会、世界第三大货柜港；50年前，凭藉台湾第一个加工区成为经济火车头；20年前，承接“十大建设”，靠中油、中钢与中船吸引“南漂”，平均所得全台第2。但是近30年来，高雄的港口经济逐渐没落，重工业先行导致产业结构积重难改。经过民进党长期执政，到今年陈菊北上时，高雄已沦为人财两缺的“荒城”。由于统筹分配税款相对较低和缺乏新动能，只能依赖固定资产投资，用负债3000亿（新台币，下同）换来“新南向蚊子馆”遍地和市政出包弊案不断；刁难企业导致台积电等投奔其他科技园区；自闭于大陆而让观光雪上加霜，连续假期空房数超万间；缺少高薪、体面工作，平均薪资与台南并列“六都”末尾，低于台湾中线；空污、治安、高物价等因素降低宜居程度，制造“文化荒漠”；“气爆善款弊案”、“823水灾”后5000路坑等更暴露出“绿色治理”无能。其结果是人口状况的持续恶化，8年来仅增长73人，重工业集聚和“第二大城市”地位均被台中市后来居上。
韩国瑜将这一现象总结为“民进党20年执政让高雄落后”，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简明清晰的政见：从市民角度，用“又老又穷”、“负债3000亿，北漂30万”的白话勾勒现状，直切痛点、直击人心；从市长高度，提出“东西卖得出去、人进得来”的脱贫致富方法论，允诺善修两岸关系，亲率农渔民抢订单，创造就业吸引“南漂”；用“0分政治、百分经济”的政经分离理念凝聚改革力量。张善政甚至认为，投韩一票换来的是青年返乡的“单程车票”、百业兴旺的“钞票”和定居高雄的“长期饭票”。从民调上看，韩打出“带北漂回家”广告后3个月内，其在20-29岁的支持度从22%增至57%，陈其迈则从51%掉到19%，以一己之力制造了新的选战焦点。从结果来看，在蓝绿选情紧绷的态势下，个体选票的价值陡增，“韩国瑜能赢”的预期显着提升了“北漂”投票率，再加上选举绑公投”的内容涉及青年热点议题，形成规模效应的返乡潮，助力韩最终大胜。
二是“救高雄”论述解构绿营合法性。其一，破解“亲绿情结”。高雄民风保守纯朴、信息封闭，在党外时期即是“民主圣地”，又因民进党长期垄断政治资源、地下电台洗脑绑架，造成民众“肚子扁扁挺阿扁、身无分文投英文”的“斯德哥尔摩症”现象。在一段时间以来“高雄人不欠民进党”的反思舆论中，韩国瑜进一步提出“民进党对不起高雄人”、“民进党不是高雄爸爸”的进阶演绎，直攻绿营“愚忠”、“铁票”迷思并将选战节奏引入批判绿色执政的腐化无能上。
其二，唤醒“改变”意识。由于深绿“愚忠”和泛蓝积弱，南部民众缺乏“改变现状”意识。韩高呼“自己的高雄自己救”、“巨人将醒”，引入庶民政治风潮，用“翻转高雄”的期望刺激麻木民心，不但让“高雄人厌倦民进党长期执政，想要换党试试看”的舆论口耳相传，更使自己成为泛蓝民众长期压抑情绪的宣泄出口和期望寄托，使他们有了团结发声的勇气和激情。多数参加造势的民众是“义勇军”式的非组织性支持者，自发做韩的“竞选干事”；而绿营挺韩者中也有不少是受其感召而打破沉默，甚至出现了“吃卤肉饭感化亲绿老板”的现象。选后，民进党代理党主席许右昌、台南市长当选人黄伟哲等要角甚至也开始仿效韩提出“台湾人民不欠民进党”，“摒除蓝绿，回归民意，0分政治，百分经济”的论述，要求民进党应势改革。
值得一提的是，韩国瑜这套论述方式并非无源之水。其母校政治大学东亚所所长王信贤回忆，早年东亚所钻研大陆意识形态和辩证逻辑，韩毕业论文即是讨论“中共对台统战策略”，认为韩此次选战无论“走群众路线”的策略，还是能让选民听得懂的理念，“都有毛泽东思想的影子”。而韩选前终场辩论大方承认“九二共识”，选后着手启动“两岸工作小组”，也能看出其导师苏起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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